虎视耽耽造句（在部队成长）

作者：余泽江

我们这代中国军人，是十分荣幸的。我们当兵时，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革命传统，风清气正，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官兵关系融洽，战友亲密无间。雷锋精神在每个兵身上体现，英雄气概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

那时，只要你努力了，就会政治上得到进步，工作上得到肯定。那时，我们不知什么叫待遇，什么叫回报，什么叫奖金、什么叫买官卖官。全凭一腔热血，一颗红心。

谁能预想，在后来一段时间里，部队一切向“钱”看，你要想入党，提钱来；你要想提干、晋级、升迁，提“钱”来；甚至当个志愿兵也要上贡三五万。部队官兵关系成了金钱关系，部队的腐败程度史无前例。

所以说，我们那一代军人，真是逄了好时节。请看《在部队成长》，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年代的伟大和光荣！

▲梦想成真。

一、 一个夙愿，长大一定要参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读书时，没有毒教材，受的是正统的、革命的、进步的教育。从小知道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是成千上万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对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怀着崇敬的心情，以郎牙山五壮士、董承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人物为楷模，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久久产生了一个夙愿：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我美丽的家乡——沔鱼河。

1968年6月，按年份我们已该毕业。 燕子口中学接上级通知: 老三届各届学生全部准予毕业， 那里来回哪里去。属农村的返乡务农，属城市的暂待业(后作知青下农村)。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的学业，使我们本来可以考高中、考大学的梦想破灭了。

我回到农村，生产队长余应奎给我任命了个记分员职务。我父亲认为：还是要整点事情给我做。父亲到公社，找到当年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的公社书记兼革委主任张国仁、副主任陶正荣，诉说对我回乡后的焦虑和打算。两位领导觉得铁匠公社当年就这么一个初中毕业生，用于一个生产小队记分员，实在可惜了。

▲父亲余世昌（左）， 1919年农历6月16日生于小河沟村响水滩，逝世于1994年农历9月初7，享年75岁；母亲詹绍珍（右），对坡大寨人氏。生于1921年农历腊月初5，逝于2010年农历五月初三。享年88岁。

说来也巧，正在父亲与公社领导交谈时，中心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张尚仁来公社汇报工作，张国仁书记说：“你们大队没一所学校，几十个适龄娃娃没书读，你们考虑过吗？”张尚仁摇摇头：“一没师资，二没教室。”张国仁书记哈哈一笑：“全公社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生在你们大队，咋没师资？

教室在居中的地方找一间民房，不就可以了吗？”听国仁书记这一讲，张尚仁拍了拍脑袋，说：“我们大队有上百个适龄儿童，没有一所学校，这太不合情理了。我们请求上级批准中心大队开办一所民校，教师先由泽江顶着，视学校发展情况，再多招录几个教师。”

张国仁书记哈哈大笑：“尚仁这想法好！特别是高坡、苗寨、水化林、包包上、小弯子、岭岭上几个小队的孩子，来铁匠寨小学读书，一二十里路，太艰难了。此事就这样说定，我们公社马上给区革委、区中心校写报告，请求批准建立中心大队民办小学。你们大队也筹划一下，学校怎么建？对老师的待遇也要定下来。”

▲盼望走出乌蒙大山。

张书记很实在，他来到区里，找到区革委会范泽书主任，递上公社的办学报告，范泽书答复：“建学校，区革委没权批与不批，要中心校对口上报县革委教育领导小组”。

张国仁找到中心校校长王登敏，王校长说：“办学校容易，师资难，你们有教师人选吗？”国仁书记说：“有啊，我们公社有回乡初中毕业生”。王校长惊问：“谁？”张书记说：“余泽江，燕中应届毕业生”。王校长点了点头：“余泽江，我的学生。在燕小时就很爱学习。”

王校长答应到县革委跑一跑。

过了几天，我父亲见没消息，就来到公社。张国仁讲了他到区里请示的情况。我父亲是个性急之人，他一刻也待不住，立即赶到燕子口，找到王登敏校长。父亲教了几十年书，和王登敏很熟。

王校长告诉我父亲：“这段时间忙，还没去县里”。我父亲就催促：“校长，请你看在我们打交道多年的份上，帮我家泽江一把”。王校长说：“余老师，莫急。你们大队办不了小学，我也把泽江安排到其他学校去代课。”

我父亲从燕子口回来，把王校长的话转告了大队支书张尚仁。张尚仁急了，马上来到公社，找到张国仁书记：“泽江明明是我们大队的，为什么要放到别的地方去？”逼着张国仁和他一起到燕子口中心校，千求万求：“中心大队非办学校不可”。

王校长被公社、大队缠着，只好到县里。县革委教育领导小组答复：“大队申请办学校，要县里派人实地亲自考察才能定”。

王校长就在县里给铁匠公社张国仁书记通了电话。

为了迎接县里来人考察，公社要求大队做好充分准备：一是校址；二是学校教室及课桌；三是适龄儿童登记；四是分级承担教师待遇的方案；四是师资，一定要做好泽江工作。

大队按照公社安排，校址定在包包上，教室设在余应成家堂屋，桌椅由学生家长自备。召开各小队负责人会议，各队统计入学适龄儿童数。对于教师的待遇也列了七八条，家长占大头，大队、小队各分摊小头。大队长张尚仁还给我谈了话，要求我积极配合。

过了十来天，县革委教育领导小组来了三个人，先了解适龄儿童情况，再看学校选址。最后接见了我。

一见面，我惊喜了：带队考察的是县革委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安虞。是原燕子口区青年干部，我们算是老熟人了。

黄安虞问了我一些情况，就说：“铁匠公社中心大队办小学的事，我们回县里后如实汇报，请你们耐心等待。”

8月，县革委下了文件：“同意燕子口区铁匠公社中心大队设立一所民办小学”。燕子口区中心校发文：“余泽江同志任中心大队民办小学教师兼负责人”。

中心大队民办小学，招收高坡、苗寨、水化林、包包上、瓦窖田、小弯子、岭岭上、以子沟等生产队的适龄儿童入学，给我的待遇是一月30斤苞谷、5斤杂粮、8元钱。这比一个农村劳力出工的待遇高得多。万事具备，只待九月一日开学我就上任。

8月,冬季征兵工作开始，报纸上宣传说苏联屯兵百万于中苏边境，随时都要进攻我国，今年招的新兵是去中苏边境。

男儿本当为国效力，保卫祖国应是热血青年的责任，再说参军、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我一直以来的最大夙愿。我决定应征报名参军，去保卫祖国，同时也去闯闯天下。

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老子脚板皮都跑肿了，才给你寻求到办学校这条路，你就在家门口教书，既能享有一定待遇，又可照顾到家里，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去当什么兵？”

▲我坚决报名应征。

我理直气壮地争辩：“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现在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苏修、美帝、日本、蒋介石都虎视眈眈，我们年轻人不去保卫祖国，难道睁着眼让敌人打进来？”

父亲讲不过我，说：“你已被批准办民校了，当兵的事由你二弟去，他也能扛枪保卫祖国。”我没有反驳父亲，就作了让步：“我和二弟一道报名，谁体检合格谁去当兵。”父亲只得同意。

去公社报名，需得大队出证明。大队长张尚仁听说我要报名应征，不干了：“我们大队第一个初中毕业生曹华兴，1964年一毕业就去参军了。余泽江算第二个中学生，不能再走了，要留下来把学校搞起来，几十个适龄入学的娃娃上学也是大事。”

大队是一重天，大队不同意就挡了我报名应征路。我只得去找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国仁，他是我伯母的弟弟，我们喊他“舅舅” 。

“舅舅，国家需要青年去保卫祖国，我们青年就应该积极响应，你说是不是？张大队长不同意我去报名，说要留我下来教民小，请你帮我做做工作。”

张国仁笑了笑说：“全公社就你一个初中生，县、区又批准了你当民办教师，大队的考虑也没什么错。”

我说：“舅舅，虽然我是中学生，一入学就遇文化大革命，也没学到中学的文化知识，和小学六年级学生也差不多。现在公社范围内，六年级学生还是有几个的，教一二年级是可以的，我去当兵不会影响中心大队办学。”

▲到昆明来接我们的是汽车23团车队（上图），云南的公路在崇山峻岭中十分危险（下图）。

张国仁答应做做工作。

8月中旬，一天，公社青年干部胡南岳到我家，通知我到燕子口区医院参加征兵体检。我知道张国仁做的工作有效了，一旦体检没啥问题，我参军的愿望就会得以实现。

9月1日，中心大队民办小学如期开课，老师换成了余吉祥。

10月16日，难得的小阳春，寒冷的乌蒙山阳光灿烂，清亮透底的沔鱼河水奔腾欢唱。那是个星期日，我正在家中背粪栽洋芋，只见家门前大路上大队長张尚仁领着两个解放军往我家走来，我心呯呯直跳，激动不已。难道我的愿望就要实现？

解放军是来做家访的，我父亲听说我体检合格,顿时火冒三丈：“你都19岁了，该结婚立业了。还去当什么兵？”

到了这个时候了,亊关我的前途,我也不顾父亲颜靣,就顶撞起他来.我说：“当兵是保卫祖国,苏联都要打进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去？”父亲也不让步,他說：“你是家中老大,要去只能你二弟去。”.张大队长说：“你家老二去体检，有沙眼，无法录取。”

一个解放军说：“老人家，当兵要各方面合格,不是想叫誰去都可以的。”

父亲是有文化的人, 听了军人的话，他分得清轻重！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沒有再说什么。

解放军见我父亲软了下来，开导说：“老人家,泽江有文化,部队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你应该支持.我们这次体检合格的兵,全区就他－个初中毕业生。”

父亲默然了,毕竞他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知道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沒有解放军就沒有太平日子的道理。

1968年11月12日吧,公社武装部把县人武部颁发的入伍通知书送到我家中,通知写着：“余译江同志,你被批淮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欣喜若狂,我应征入伍了！

1968年12月26日,－个永远留在我记忆中的日子！按照县人武部的通知,全县新兵于12月28日在毕节县城集中、换装、交接新兵。

直到新兵团在水城上了铁皮火车，我们才知道：毕节这批新兵，不是去中苏边境，而是到云南省普洱驻军303(22分部) 部队。

▲1969年139医院大门和门诊广场。

到了普洱，我、陈思玉等49个毕节新兵分配到西双版纳勐腊县第139野战医院。

在新兵集训中，我被任命为四班班长。同时也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肩上” ，遂了我的心愿，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二、一个馒头，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在新兵集训队，发生了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天上午早餐时间，院长张民杰进院部食堂就餐（139医院的院首长没有小灶，院首长和干部战士一样吃大灶，没什么特殊）。突然他站在潲食桶旁边，脸色陡然铁青，端碗的手不停地打抖，嘴唇咬得发紫。

只听张院长大吼一声：“冯处长，暂时停止开饭，全体人员集合！”

▲老八路老院长张民杰。

院务处冯学俭处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老院长如此命令，不敢丝毫怠慢，将院部机关（政治处、医务处、院务处）官兵数十人全部集合带到张院长面前。

张院长铁青着脸，指着潲食桶，让大家排队从潲食桶前走过。

当我们走近潲食桶时，看见潲食桶里有一个完整的白面馒头。

人人都走过潲食桶后，老院长声色俱厉地说：“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一个完整的大白馒头。我相信你们所有人的祖辈都是农民吧！你们离开农村才几天？

现在全国大多数人都还吃不饱饭，你们到部队能吃上白面白米，能吃饱了肚子，就忘本了，就忘了红军在长征中吃树皮吃草根的艰难岁月，就忘了八路军、解放军饿着肚子欲血奋战的日子，就忘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惨痛教训。

不要说过去，就是现在，在农村也还有大多数人过着穷日子。你们当兵了，吃饱无忧了，就忘记了传统，忘记了出身，忘记了父母，就可以把一碗一碗的白米饭倒掉，把一个一个白面馒头扔掉。

我每天都检查潲食桶，很让我痛心，也让我不理解，这究竟怎么了？这样的部队还是人民军队吗？这样的战士还配称为人民子弟兵吗？”

老院长的教育，我们人人都在作深刻的反思。是的，我们能吃饱饭了，我们端着白米饭，拿着白面馒头，有的人确实忘记了我们在家时饭都吃不饱的实际，忘记了我们父母还在田地里脸朝黄士背朝天为吃饱饭辛勤耕作的实际，随意倾倒剩饭剩菜的情况在人人身上都有所发生。

老院长讲着，从潲食桶里把那馒头拾起来，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会，就吃起来。

此时，政治处干事、新兵集训队指导员甘雨润带头呼起口号：“艰苦奋斗，永不忘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一个刚入伍的四川新兵泪流满面地冲出队列，跑到老院长跟前，从老院长手中将那个白馒头拿过来，声泪俱下颤抖着说：“院长，这馒头是我丢的。你的教导打中了我的要害，我真是忘本了。我才离开农村两个月，就忘了吃不饱饭的艰难。

今早我打了两个馒头，刚吃了一个时，肚子突然绞痛，我什么也没想就把另一个馒头倒进潲食桶里了。我错了。下次再不敢了，我也希望其他倒饭倒菜丢馒头的人接受我的教训，牢记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张院长语重心长地说：“艰苦奋斗，永不忘本！这是对我们每个军人的基本要求。我们来当兵为的是保家卫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来做老爷，更不是来糟踏劳动人民、包括你们父母和亲人辛勤劳动的果实。

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良心：我们对得起为革命胜利而流血牺牲的先烈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的工农大众？”

接着，张院长给我们讲起了刘、邓大军在太行山、大别山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

张民杰、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员、老八路。1938 年 3 月入伍，历任战士、学员、医生、主治医生、卫生所长。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抢救伤员，多次受到奖励和荣立战功。

建国后，长期坚持在部队的医疗战线上救死扶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卓越的奉献。

他作风朴实，身先士卒，脚踏实地，平易近人。时时处处彰显老八路的光荣传统，言传身教老八路的优良作风。

▲第二排左2时任政委杨豫生；左3院长张民杰。

张民杰深情地回忆说：“八路军刚进入太行山时，群众不了解八路军，刘邓大军只得一边抗战，一边做群众工作，开辟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对太行山反复清剿，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根据地进行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到了极限。

部队为了不侵扰群众，基本上是吃野草、树皮度日，而且天天在大山里和日寇周旋，打一仗歼灭敌人后就转移，没有固定的住所。

8年抗战，我们吃过野菜，吃过树皮，甚至捡牛马粪便中剩的粮食吃。1946 年蒋介石掀起内战，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刘邓大军奉命直插国民党心脏，千里奔袭大别山。我们所在部队断粮长达三个多月。

一天，我军击败了进犯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缴获了该团准备用以庆功的大批面粉和猪肉，上级考虑到部队几个月没吃过饱饭了，就叫以排为单位领面领肉包饺子吃。这是部队在太行山和到大别山后第一次吃饺子。

当大家正兴高彩烈吃饺子时，敌人进行反扑，上级命令迎敌。很多战士为了多吃一口饺子，将所有能装饺子的工具都用上，有的嘴巴里塞了几个饺子，报数时，饺子还摔出口来。那是多么艰苦的岁月，我们一定要牢记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

▲张院长(前右1) 与院机关同志一起留影。

老院长的叙述，让我们泣不成声，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我从心底发出誓愿：永远牢记老院长的教诲，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这次馒头事件，在院部和各所成了活的革命传统教育范例。也成了缀在我们心底“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终身奋斗，永不忘本”的一棵定海神针。

的确，我在139野战医院战斗和生活的十年中，亲身感受到了老八路作风和我军优良传统在老院长的身上时时体现，教育和鼓励着我们成长。

1971 年我调政治处工作，就经常得到老院长的关心和关怀。1975 年，由于我加班加点撰写长篇通讯《山寨红医兵》，眼睛看东西出现飞蚊症，门诊医生检查说是患了黄斑部病变，就给我办了住院手续。

张院长听说我住院了，就来到病房，先看病历，再问医生：“小余眼疾严重吗？”然后来到我的病房。我对院长诉苦说：“患了黄斑部病变，这一辈子难整了”。院长说：“小余，不要这么姣气，小小飞蚊症就把你吓成这样？

如果是战争年代，打掉一只眼珠，照样扛枪打敌人。如果你还在农村，不是在医院当兵，你知道黄斑部病变吗？你会为出现飞蚊症而住院吗？”

院长的话醍醐灌顶轰得我阵阵发悸。是呀，在战争年代，一个飞蚊症能够住院治疗吗？如果我还在农村当农民，眼睛有飞蚊症，能够去大医院检查吗？能懂得什么是黄斑部病变吗？自己思想上是有养尊处优的毛病了，这怎么能称得上革命军人？用院长教育的话对照自己，觉得思想上真的有问题了。

院长刚离开病房，我就立马找医生办了出院手续，继续撰写新闻报道稿件。

▲院领导和各所领导合影，第二排右3张民杰院长。

张院长不仅严格要求每个干部、战士，而且是个爱兵的典范。我说一件小事，那是 1971 年底吧，医院第一次放映《智取威虎山》，警卫班轮到贵州兵胡家成站岗。胡家成见大家都去看电影，心里还是想看，但职责限制，他不能离岗。

在电影即将开始前，张院长来到小胡岗位，说：“这电影第一次在医院放映，我在军区开会时已看过了，你去看电影，我来替你站岗”。胡家成说：“院长，我不看了，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替我站岗，我咋能？”老院长笑了笑说：“难道我这个老兵替你站站岗你还不放心？”

说着，就将胡家成子弹袋解下来拴在自己腰上，把枪拿过来背在肩上，硬要胡家成去看电影。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待胡家成看完电影，老院长还挺直腰板站在哨位上。

139 的人都知道，张院长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房了解情况，指导医疗，有时还亲自上阵。1974 年泼水节，知青翻车那次，张院长三天四夜没回过家，一直坚守在手术室，组织指挥，指导手术。饿了啃几口馒头，困了在手术室长条凳上打个盹。他是全院干部战士的楷模和忠于职守的典范。

张民杰亲手参与了 139 医院从无到有的建设，每一条路，每一栋房，都留下他的汗水。

1974 年在修建新大礼堂时，他任指挥长，在没资金，没设备的情况下，他带领全院官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挖基础，自己伐木，自己烧砖瓦，自己砌墙垒砖。

那天吊大梁，他现场指挥，一根大木棒支架突然折断，从高空中直插下来，离老院长只两厘米，将他的军帽刮掉在地上，只差一点点老院长就……参加劳动的官兵吓得惊呼一片，杨豫生政委闻讯吓得脸都青了。

大家跑向老院长，问砸着他没有。老院长像没事一样，从地上捡起帽子戴上，向大家挥挥手，镇定地说：“没事，继续吊装”。他仍站在指挥位置上，指挥若定，终于将大梁吊装成功。大礼堂建成后给全院官兵、伤病员、家属、孩子创造了一个休息、娱乐的环境。

▲139医院大礼堂前。

139 医院院区的绿化工作，在勐腊县党、政、军、农场机关中首屈一指。建院初期，张民杰就带领 139 的创建者们，在建设病房的同时，在院部山上和洗衣房下方开垦并种了两片约 60 多亩地的黄果、柑子林，还种了十来亩菠萝。

1973 年，张院长到边防参加民族民主改革运动中，得到热带植物园的支持，获得几百株芒果苗、缅石榴苗、百香果苗、蛋黄果苗，他带领机关人员将这些果苗栽在机关房前屋后，每天为果苗浇水施肥，星期天只要没重危病人，他总是带着我们在果园中锄草、打技、喷药。

到了第二年，这些果树都开花结了果，全院工休人员，人均分到各种水果二三十斤。吃着这些新鲜水果，大家心知肚明：这是老院长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果实。

1978 年 8 月，我奉命调红河州驻军 35403 部队，那里与越南黄连山(老街)省接壤，是对越反击战的前线。在欢送我时，张院长特意在家办了一桌菜，把政治处的杨建华、李守通、朱泽云和医务处的吴嘉陵、彭文伟、张菁涯喊去陪我。

席间，老院长致词说：“越南忘恩负义，大肆反华排华，又不顾我国政府严正警告，向我广西、云南边境开枪开炮。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红河州那面正面迎击越南入侵，自卫还击战打响只是时间问题，小余奉命赴前线参战，这是光荣的也是每个军人的职责。一个军人能够参加一次实战，才算是真正的完满的军人。

希望小余到了前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发扬 139 医院吃大苦耐大劳，敢于拼搏的精神，冲锋在前，杀敌立功。预祝余泽江同志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立功授奖，平安归来”。

▲139医院官兵兴高采烈步入新建的大礼堂。

我牢记张院长和战友们的嘱咐，一到 35403 部队，就奔赴河口、金平、麻栗坡、富宁千里边防前线。1979 年 2 月 17 日，战斗打响，我跟随 35403 部队政治部主任张若良跨过红河，冲向越南老街、冲向谷柳、冲向甘塘、冲向巴洒、冲向黄连山。

战后，我荣记三等功一次，被《新华社》、《解放军报》、《后勤杂志》、《国防战士》报等评为优秀战地通讯员，昆明区政治部授于我“战地报道通讯员标兵”称号，我作为战时优秀政工干部被派往南京政治学院深造。

张院长是我成长的导师和榜样，他的思想、他的品格、他的作风、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和139的人们。

三、一间洗衣房，奠定了我成长的基础

人的一生，好比一栋建筑物。

人和建筑物，都有一个奠基的过程。基础夯实得如何，决定着这个人或这栋建筑物在岁月沧桑中，能否经受得住风雨的浸蚀和颠簸。

我的人生奠基，应该是在 139野战医院，在 139医院三所那间洗衣房。

▲美丽的傣家少女，是西双版纳亮丽的风景线。

新兵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 139 野战医院三所洗衣房。眼看着一同来的新战友留的留在院部机关，去的去病房当卫生员，而我却被分配到洗衣房。

七尺男儿去洗衣，这不是好花插在牛粪里吗？我还是同批男新兵中唯一的初中生呢。心里怏怏不乐，嘴里叽哩咕噜：早知来洗衣服，还不如叫姐姐来当这个兵。

洗衣班班长是谭华彬，一个壮壮实实的湖南汉子，高中文化，1968 年1月入伍的老兵，在洗衣房干了一年多了。是医院的劳模、五好战士、优秀共产党员、医院党委唯一的战士委员。

谭华彬诚实有佳，却不甚言语。所领导把他喊到所部，把我和陈思玉交给他：“这两个新兵就分到你的洗衣班。陈思玉、共产党员；余泽江，小知识分子。你就带领他们洗衣服。”

谭华彬只是用眼睛看了看我和陈思玉，连一句欢迎和鼓励的话也没有。他一声不吭地走在前，把我们领到洗衣房。

洗衣房归三所领导，负责全院各科室病房、病人污物的洗涤。洗衣房建在第一医疗所小灶食堂右侧的小溪边。谭华彬指指小溪里一处凹塘处，说：“这就是我们的阵地”。又带我们进屋，一个土灶，灶上一口大锅，几块自制的搓衣板。谭华彬给陈思玉和我一人递了一块搓衣板：“这就是你们的武器。”

我的天！当兵发搓衣板，这真是天大的奇闻。搓衣板也叫武器？谁能想得到？我心里酸楚酸楚的，很不是个滋味。

第二天，我们4点钟就被老谭叫起来。

▲2014年5月，当年洗衣班三人在贵阳聚会留影。左1陈思玉；中；谭华彬；右为作者。

到了洗衣房，谭华彬往灶里加了柴禾，点着火，叫我们往锅里加水，丢几块肥皂进锅里熬煮成流汁状。天麻乎乎亮，快交班的各科室护士们，把一抱抱病人换下来的脏被子、脏衣服送到洗衣房。老谭叫我们先将这些脏东西在小溪凹塘中浸湿，然后丢进铁锅里煮。

谭华彬告诉我们：“血污如果不先在凉水中浸泡，直接放进热水里，就洗不干净了。”我们按谭班长要求，跳进水塘中将脏东西浸在水里，对血迹明显的地方先用肥皂搓洗，然后再放进煮肥皂的大锅里。

随着锅里的水温度上升，那血污、汗渍与肥皂串起的恶臭味，一股股扑鼻而来，令人作呕。我几次都被这股臭气味恶心呕吐起来，心里怨道：这是何苦呢？来当洗衣兵，受这种罪？

开头几天，我思想差点崩溃，真想溜之大吉。一天，谭华彬叫我浸泡一堆满是血污的被套。我实在受不了，就说：“老兵，我们是来当兵的，这洗衣服能保家卫国吗？”

老谭一下发了火：“东南亚各国反帝勇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如果不是他们，美帝国主义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139 医院担负的是国际援助救死扶伤的任务，为伤病员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光荣的。你得好好学习学习《老三篇》。”

▲在南腊河畔。

谭华彬平时不太说话，凶起人来还真令人发怵。我毕竟是新兵，不敢和老兵较劲。再说，他的话还真字字千钧，不容反驳。

我和陈思玉都是新兵，但是，陈思玉是在地方入了党的，思想觉悟和自觉革命的精神真的是我的榜样。我俩住一间房，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就起床，抢在谭华彬前面到洗衣房升火煮肥皂水，清点登记各科、室送来的被服等物资。很多时候，我8 点钟去上班时，陈思玉和谭华彬已将当天的脏东西洗了一大半。

搓被服又重又烫手，我是又怕又讨厌。陈思玉体力好，总是把重的大件东西自己包下，捡些小的如枕套、毛巾之类的东西给我洗，还鼓励我：“你长期读书，没干过体力活，慢慢从轻的、小的东西洗起，力气就会慢慢长起来”。

一次谭华彬病了，教导员郑谦问我们：“你们能顶得下来吗？要不要抽人帮助你们？”陈思玉说：“我们能顶下来，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训练途中。

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干，当然是很紧张和繁重的。每天凌晨四点钟，陈思玉就喊我起床，到了洗衣房，他安排我：“你去病房登记收东西，我先把火生起来”。

我去科室，收一家送洗衣房一次，陈思玉就一人先把脏东西在水塘中搓洗，再放在肥皂水里煮。等我将各科室脏东西收完，陈思玉基本洗了一半，这时天才发亮。

教导员不放心，还时不时地来洗衣房视察，见我们俩干得浑身大汗，被服能及时洗净晒干送各科室，在全所军人大会上，特意表扬了我和陈思玉：“这两个新同志，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值得全所新老同志学习。”其实，我是沾了陈思玉的光，他比我做的要多得多。

就这样，在谭华彬和陈思玉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下，我的思想逐渐得到启迪，对洗衣班的工作从讨厌到适应、到热爱。我每天抢着起早床，脏的东西抢着洗。一段时间，谭华彬请假回家，陈思玉病了，我一人顶着，从白天忙到黑夜，保障了各科室的临床工作，受到了所里的表扬。

139野战医院洗衣房，为我人生奠定了做一个平凡人，做好每一件平凡事的坚实基础。

四、一篇广播稿，促成了我的作家梦

到三所洗衣班，是我想不到的，那是身不由己，不容自已选择。对于写文章，成名成家，那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1970年在139野战医院大门留影。

新兵刚分到三所时，正值中国人造神运动极盛时期。3月初，上面传来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喜讯。为了迎接九大、庆祝九大，七亿神卅，华夏大地，从内地到边疆，从城乡到军营，没日没夜地欢呼，没完没了的跳忠字舞。

我出生在乌蒙大山深处的农村，天生笨手笨脚，缺少艺术细胞，一上场不是撞倒这个就是踩到那个，经常把舞队搞乱。教导员郑谦让马力专门给我开小灶，进行个别辅导。

几天下来仍不见成效。这时“九大”已经召开，教导员为不影响三所的排练和表演，只好把我撤下来，另给一个政治任务：让我写篇《庆九大，表忠心》的稿子送到医院广播室。

接受任务后，我是推不得、甩不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不会跳忠字舞，可也不会写文章啊。我进入初中只上了半学期课就来了文化大革命，肚里能有几滴墨水？能写什么广播稿？

军令如山！“写不写是政治态度问题”，那个政治代替一切的岁月，“忠不忠看行动”。我只好硬着头皮摊开稿纸，东扯西拉，把肚里所有的墨水都挤出来。苦干了三天两夜，好不容易写了一篇 300 来字的稿子送到医院广播室，交给广播室编辑兼负责人的邱显礼干事。

▲我(第二排左2) 在部队一直坚持学习。

从交稿后，每次医院广播，我都竖起耳朵听，几天过去了，就是听不见播出我的“大作”广播。教导员追问了几次：“你的稿真交了吗？”战友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1969年4 月 6 日中午，医院广播室又开始广播“庆九大”的稿子。仍然没有听到我的“作品”，我气呼呼地冲上小山头上的广播室。

邱显礼干事正坐在桌前编稿，见我气呼呼的闯进来，就笑着问：“苞谷老乡，来问你的稿子？”我说：“邱干事，咋没听见广播我写的稿？”他说：“你那叫什么稿？文不对题，牛头不对马嘴，连句子都不通，怎么广播？”手指废纸篓：“早给你处理啦”。

我难过得泪水止不往外流，从废纸篓里把我的“大作”找出来，昏头昏脑冲出广播室、冲进宿舍，扑在床上，蒙头痛哭。我心里痛骂：“这个邱干事，还是贵州老乡哩，一点情面都不讲，对我的感受毫不在乎”。我真想去揍邱干事一顿。

▲在内科时与护士李汉兴在老挝纳莫留影。

痛苦了一阵，痛哭一阵，冷静思考：能怪邱干事吗？只能怪白已，连组词造句都不懂，还写文章？

我深深地悟出一个道理：不管政治挂帅，还是军事领先，作为一个战士、一个人，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人生漫漫，不可虛度，没有知识不但不光荣，而且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被别人洗刷事小，走自己人生路事大。我狠下决心：“一定要奋发学习，写出好文章来！”

决心一定，目标明确，那就要有恒心，不怕苦，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当时反走白专道路，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想学写作，书店里却难见指导学习写作的书籍，也买不到指导书刊，更谈不上找到一本写作教材。

但是，医院知识分子多，会写文章的也不少。如李开兴、王洪波、江明友等，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我就把他们当老师，诚恳地向他们求教；没有教科书，有的是《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国防战士》等报刊。

虽然文章是极左的，但在写作技巧上、文章组合、造句组词上是无左右之分的。于是，我充分利用每天的报纸，仿照报刊杂志上面文章的写作，或者用身边的人和事，象填写、临摹一样照着报纸上的文章填写。

有的报纸被我划得看不清原样，一遍、二遍、三遍，多则十几遍、几十遍。文章写好后，就拿给知识分子们帮助修改指教，评头品足。他们批评也好，指责也罢，嘲笑也行，讽刺也可，我都不在意。只要他们帮我改文章，指出病句错字，提出修改意见，我都乐意接受。

慢慢地，我能写出一些“豆腐块”文章了。稿件也经常在医院广播室广播。我还在三所自写、自编、自画，出墙报、板报，把三所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被选为革命军人委员会宣传委员。

▲在老挝纳通留与战友邱生维、曹天云。

1971年我调政治处专搞新闻报道工作。到政治处的第三天，杨松林主任对我说：“分部举办新闻报道培训班，你去学习”。

分部新闻报道培訓班在 370 兵站招待所举办，分部政治部潘副主任主持，教员有分部宣传科副科长王永安、新闻干事张木生、向永；参加学习的有分部下属各团级单位派来的 62 人。

培训班用十天学理论知识，由潘副主任作开学动员，讲《搞好部队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性》；王永安副科长讲《新闻报道的特点》、《怎样写新闻报道》；向永讲《怎样釆访》和《提炼主题》；张木生讲《怎样写新闻通讯》、《怎样写小故事》。

真新鲜，没想到写文章还有这么多讲究，还涉及到这么多知识，我觉得太深奥，太摸不着门道了。畏难情绪差点占了上风，我听不懂、记不下，对教员讲的五个要素、逻辑、排列、段落、结构、如堕云雾，头脑一片空白，越听越糊凃，越学越不明白。

我几乎学不下去了，脑壳膨胀，像随时可能爆炸。教员全凭嘴讲，没有教册，我们记得多的记多一点，跟不上趟的就不知记成什么样。下课核对笔记，五花八门，抓不住缰绳。教员看了我们的笔记，常常笑得弯了腰。途中，我回到医院，想找领导要求不学了。

没想到遭到政治处主任杨松林严厉的批评：“想打退堂鼓？学习的困难就像敌人，你不进攻它就阻止你前进。一个战士，面对敌人，是发起冲锋还是缴械投降？难道你想当逃兵？”

杨主任的批评，使我明白：一个战士在困难面前，必须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夺取胜利。

为了准确把握和弄懂所学的知识，我抓紧分分秒秒，下苦功夫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整理笔记，拿报纸上的文章对照教员讲的，分析什么是五要素，什么是开头，什么是段落，什么是主题思想，什么是叙事，什么是首尾呼应……

那时部队是自己用柴油发电，一到晚上 11 点钟就熄灯。为不影响他人的休息，我买来焟烛，到教室里一个人学习，一晚要燃掉一包焟烛，每晚都要学到凌晨四五点钟。

课堂知识告一段落，学习班分组下部队采访写作，我分在张木生教员带的组。我们这一组有 8 个人，笫一个釆访对象就是 370 部队 74 分队。

74 分队驻地在一片原始森林中，营区散建在山坡上。在林荫下，篮球场、乒乓球桌、吊环、单双杠、木马……等体育设施应有尽有。战士们生龙活虎，部队朝气蓬勃，一派生机盎然。

我产生了写一篇反映这个部队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体育活动，促进部队建设的先进事迹报道。张木生听了说：“好啊，你就去釆访写一篇稿件”。

得到教员赞同，我就按照课堂上教员讲的怎样釆访，怎样提炼主题来展开工作。

我找到该分队教导员，把想法讲了，教导员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来。从部队来到深山老林，干部战士生活如何枯橾无味，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严重影响部队建设，到如何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展体育活动，使部队建设发生翻天复地变化的过程，一直讲到现在部队的新面貌。

▲1971年10月，分部首长与新闻报道培训班成员合影（第三排左第二人是作者）。

我又找了其他领导和一些干部战士釆访，使我很受启发。按釆访到的材料先按自己思路写了一篇稿，我自认这是一篇通讯，就拿给张木生看。张木生看了，捧腹大笑，还把文章念给大家听。战友们听了，也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这叫什么通讯啊，牛头不对马嘴，杂乱无章”。

张木生就结合我写的稿子，作了示范讲解。从标题制作、主题提炼、段落大意、组词造句、逻辑顺序、开头结尾，边分析边讲要如何去运用采访到的材料等，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帮助和辅导。

我再次进行深入细致的釆访，认真分析釆访到的事例，反复提炼主题思想，标题定为《军营盛开体育花》，又花了一个通宵，写出第二稿。张教员看了，说：“这个标题定得好，主题思想突出，有新意和深意。可文章没写好，读起来还摸不着头脑，再重写”。我又绞尽脑汁，加班加点，反复修改。

第三稿不行，又写第四稿，第五稿。费了三天，稿纸用了六本，写到第九稿，张木生才说：“这才叫小通讯”。又召集学员们讨论，大家都说能听出个所以然了，又提出了些修改意见。我又作最后修订，张木生认为可以了，我才抄正，交部队审核盖章后，寄往报社和广播电台。

在 74 分队采写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张教员带领下，到小勐养 142 野战医院采访写作实践。有了《军营盛开体育花》的釆写实践，我又自告奋勇釆写了两篇小稿。

一天下午，我们蹲在 142 野战医院食堂门前的一棵大树下吃饭。正当大家边吃边侃时，树上大喇叭声传出一个清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本台通讯员余泽江釆写的通讯《军营盛开体育花》”。

大家一下静下来，聆听广播。

是的，真是的。真是我在 74 分队采写的那篇通讯。那篇在张木生帮助指导下，经过九次反复修改的《军营盛开体育花》，大标题、小标题一个字未改，文章基本是原文。

广播结束后，约有一二十秒，培训班学员大家像靜态了似的，连急促的呼吸声都听得到。

我突然将手中的饭碗往空中一抛，歇斯底里吼出：“我写的稿广播啦！”“我写的稿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

张教员和学员们也放下碗，把我抬起来抛向空中，欢呼雀跃：“广播了！广播了！”以示庆祝。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被省级广播电台采用的稿件，也是此次分部新闻报道培训班上的第一篇被省级媒体采用的稿件。张木生去服务社买了两瓶二锅头，让大家举杯祝贺。培训班战友们都向我敬酒，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军营盛开体育花》被采用，作为一个基层的战士，一个才准初中文化程度的我，这是想都没有想过的。我的心啊，剧烈地跳动着，眼眶忍不住浸出一股股热泪。

不久，云南日报、国防战士报也相继刊登了这篇文章。

《军营盛开体育花》稿子豋报，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就是这篇文章，鼓足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勇气，扫去了前进中的一切阴影，带给了我光明的前景，坚定了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为我走上中国文坛奠定了基础！

之后，我一写就是几十年，最终圆了作家梦。

五、一个女兵，用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

1969 年 6月，我从三所洗衣房调到内科任护理员。

记得那天一早，副所长高天增把我领到内科。内科十几个人挤在护士办公室里正准备交接班。高天增对大家说：“不用介绍了吧？应该都认识。小余，余泽江，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原在洗衣班。现在来到老挝纳莫，撤销了洗衣班，小余调到我们内科。”

▲工作中的谢云芬。

大家对我的到来抱以热烈的掌声。高副所长问我：“都认识吧？”我点了点头。对于全所人员，同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了将近半年了，基本上是认识的。内科刚任命的主任唐继昌，是个很有学问和趣味的知识分子。

护士长燕桂兰，高挑的个子，苗条的身材，对人总是一见面就满脸笑容。还有军医赵修建、赵儒梅、孙淑华、罗渊、陈太生、贾昆生、王效民；护士有侯翠兰、段美玲、马黎；护理员有谢云芬、孟庆、史喜芝、王琼英，还有朱惠玲。

唐主任接着说：“泽江来内科，我们大家要热情帮助他。泽江你也要好好向老同志们学习，尽快熟悉护理工作业务。”

燕护士长就着交接班，安排到：“谢云芬，你就带余泽江上护理班，他和你为一班，你好好教他，待他熟悉全盘护理业务后，你才能脱干系。小余有文化，一定学得好、学得快”。谢云芬看了看我，笑了一个灿烂。

谢云芬，我们毕节兵一分到三所，她就主动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我是谢云芬，贵阳市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吭一声”。

谢云芬的父亲是个工人，贵阳一解放就成为贵州省军区首长小灶的大厨。谢云芬母亲是商业系统的职工，谢云芬根正苗红，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于 1968年入伍。所以她总是在我们面前摆老兵的资格，要我们称她“谢老兵”。

交接班后，谢云芬递给我一件白大褂、一个白帽子、一个蓝色口罩。我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就不愿戴口罩了。她恨恨地瞪了我一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你认为当护理员好当？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她硬性地帮我将口罩戴上，我认为这是多此一举。

谢云芬带着我先里里外外打扫病房和病房外卫生，丢下扫帚就领着我一个病房一个病房转，帮病人端着便盆去厕所倒，在水管下清刷痰盂。把这些卫生工作干完了，谢云芬领我去锅炉房挑开水，一挑开水足有 80 斤重。

将开水挑到科室，倒在科里大保温桶里，就到病房搜来保温瓶，接满水后又一个个送到病房。来回挑了几次，累得大汗淋漓。正想坐下休息，谢老兵命令似地：“要抓紧啊，先去打水给重伤病员洗漱，然后准备开早餐”。

我的天，这护理工作比洗衣房工作还累还紧张。

▲谢云芬(右2) 培训新战友。

开早餐，由我们先去炊事班挑来食物，轻伤病员自己到台上来打，重伤病员则由我们一个个盛好抬到病床前，少数的还要一口一口的喂。待所有伤病员吃好后，我们还要将伤病员碗筷和锅、盆、桶收拾洗干净，才算一餐饭的工作完成。

刚把早餐进行完毕，医生们对每个病人的处方下单了，我们得按照医嘱去药房领药、去供应室申报所用注射和输液物资。回到病房，把输液和注射物品交给护士班，我们就按医嘱，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用小瓶子分开装口服药，上百个伤病员，要装一大提篮。

药分装好后，谢云芬让我提上温水瓶跟在她后面，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她发药，让我给病人倒上温开水，看着病人服了药，我们才离开。

我悄悄问她：“药发给伤病员了，还逼着人家服下，有这个必要吗？”她说：“你不知道，有的病人不自觉，怕吃药，你不看见他吞下药走开，他就会把药丢掉。浪费不说，影响治疗效果。”呀，干护理还有这么多道道。

一百来号人的药发完，马上到中午开饭时间。我们又马不停蹄到休养灶挑食物，打饭菜，喂病人，清洗餐具，一直忙到中午一点半，才下班到工作灶吃午饭。此时已矩大家开饭时间一个半小时，饭菜早已冰凉。也可能是累的，端着冰凉的饭菜，我一口也吃不下。

不管吃与不吃，中午 2 时必须到病房，要准备为伤病员加餐的工作，一般是煮粥、或冲奶粉、或冲蛋花汤。

▲谢云芬(右1)与战友王琼英。

加餐完毕，收拾好餐具，就得挑水冲厕所。厕所离病房很远，厕所又是土坑，打扫起来很麻烦。有些便坑塞满，用水冲不下，有时还得用手去抠。冲厕所的水是到沟里去挑，从水沟挑一担水到厕所要十来分钟，一般情况下，冲一次厕所要 20 来挑水。

那是中午三四点钟，正是烈日当头，气温最高的时候，一般都在35 度以上，有时可高达 40 多度。我常看到谢云芬汗流如雨，白大褂也湿透了。

厕所冲洗完毕，又准备发下午的药，发完药，又立即开下午餐。待伤病员吃完晚餐，到晚上8点我们才下班去吃晚餐，工作灶早已灰歇火尽，又是冷汤冷饭。

晚上 10 点，还得到病房去配合上夜班的同志给伤病员加餐。忙到 12 点才能回到宿舍休息，简直就像打仗一样，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在我没跟班时，这些活计都是谢云芬一人干。我和她在一起，两个人做都这么累，她一个人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上了一周，转为上夜班。

上夜班就要轻松很多，重点是巡查病房，一是病人病情出现新情况，要及时向值班医生汇报，并采取相应措施；二是防止敌人偷袭，抓捕伤病员，这一点极其重要。

两个月后转为治疗护理。

治疗就要学会打针、输液、静脉穿刺等，这就是技术活了。为了让我尽快入门，谢云芬从带我上班起就开始教我打针、静脉穿刺。开始她教我在茄子、丝瓜、枕头上练，后来她要我在她手臂上练打针，手腕上练静脉穿刺。

我不敢，也不忍心，她吼我：“笨蛋！找不准位置，在病人身上打错了地方，你知道后果吗？在臂部打偏了会造成一只手残废，在臀部打在三角肌，会导致瘫痪。你不在我身上练，我咋教你？我咋敢让你在病人身上操作？”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感情？这是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这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阶级弟兄的感情。

▲谢云芬(前左1) 与内科战友们。

谢云芬就是这样教我学会护理工作的，她应该算是我到 139 医院学习医疗护理技术领航的第一人，也是我的护理老师。我在谢云芬言传身教下，三个月就熟悉了内科护理工作的全过程，可以单独一个人上班了。

当我被护士长排班后，谢云芬也不是撒手不管，只要她有空就不顾辛劳，跟着我看操作流程符不符合标准。如有不符合的，她就及时指导我，给予必要的纠正。

谢云芬是个吃得大苦，耐得大劳的人。砍柴、扛芭蕉杆、生产基地劳动和医院建设，她都是走在前，干最苦最累的活。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护士、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在谢云芬以身作则示范作用下，我懂得了什么是平凡中见伟大，怎样从细微做起，做一个平凡而又上进的人。谢云芬用她的实际行动，向我这个新兵蛋子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为我树立了榜样。

(注：谢云芬结婚后，随丈夫调145野战医院任护士长，1986年转业到贵州省电力医院任护士长。2004 年，她累倒在病房，被迫住院检查，发现胆已坏死，做了手术，医生要求她休息半年，但是，谢云芬术后只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就下床锻练了，第二个月，她实在坐不住了，坚持出院回到她的工作岗位，仍然拼命地工作。是年7 月 4 日，她再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经全力抢救，谢云芬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一生执着热爱的护理工作，英年54岁)。

六、一次批评，让我懂得什么叫军人。

人呀,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是命运安排，还是环境影响？我看两者兼而有之。

139野战医院三所奉命赴老挝执行援老抗美、援老筑路医疗保障任务，我荣幸地被批准出国。1969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入了团；1970年, 在医疗所从纳莫转点纳通艰苦卓绝的工作中,也获嘉奖。

我被前往三所考察的院领导指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我从内科调到化验室，准备提拔成化验员。这是全所都知道的事情。化验员就是干部,我到化验室是以战代干，等待命令。

▲三所在老挝纳通（左图），老班长黄初庆（右图）。

在化验室工作期间，由于没有和室领导处理好关系，遭来很不公道的打击。1970年夏天，我被调到大灶炊事班。为此，我心怀不满，作风稀拉，工作随便，思想落后，纪律松弛，我行我素。我恨！我怨！

炊事班班长黄初庆安排我煮饭，饭常被我做得半生不熟；安排我切菜，粗枝大叶也不管；安排我炒菜，不是咸就是淡；服务态度恶劣,谁得罪我,我就用手中的勺权报复他。

一天李宣坦加班,我们收摊了,他才来。问我给他留的饭菜。我没好气地说：“谁通知我啦？饭菜都倒去喂猪了”。李宣坦就说我污辱他,和我干起架来。他打了我一拳，我冲上去劈头盖脸还击。 李宣坦个子小，他哪里打得过我。

我和李宣坦打架，惊动了所领导。郑教导员跑过来, 又吼又批地拉开我们, 让我们心平气和坐下来说。听了原尾，郑谦批评我：“李宣坦是为工作耽误了吃饭嘛, 你应该热情为他服务，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我也不理教导员。教导员只得自己去生火给李宣坦煮面条。 晚上秦本光到炊事班主持班务会，让我作检讨，叫大家帮助我。

我才不管这些，照样我行我素。对战友们我服务态度简单、粗暴，报复、出气；对自己大搞特殊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炊事班有的,就是我的。那时正长身体,非常吃得,一个人要吃一公斤重的罐头,从国内买去的肉，瘦的,我就剔出来用油炸好,放着慢慢享受。

一次，所里杀猪, 黄班长率我们将猪肉洗好后，放在大锅里炖。我睡到半夜，想起炖的肉一定熟了，爬起来，轻手轻脚走到伙房。哎呀！满锅肉散发出喷香，尤其是那四条猪腿，油而不腻，撕一块放到口中，糯糯的。我一口气就把四个猪腿全吃了，然后又悄悄摸上床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吴学友上早班。他捞肉时发现四个猪腿只剩一些光骨头了，就跑回宿舍，向黄初庆班长报告：“锅里的四个猪腿只剩骨头，肉一点没有了”。黄初庆起来去看，说：“这就怪了。耗子拖吧，咋骨头还在锅里。

说人吃的吧，一个人吃不完四个猪腿，起码得两三个人。”事务员廖恩明说：“这一定是警卫班的人干的，这猪腿要晚上两三点钟才能炖好，只有警卫班站岗的人才能有这个时间”。

▲1970年9月至1971年4月在炊事班。

郭应清司务长让吴学友去向秦管理员和王副所长报告，查一查昨晚一至三点警卫班站岗的是谁人？我知道，这事如果真追查下去，警卫班的人就要受冤枉。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一个炊事员吃点肉，天经地义。大不了给个处分，老子背着回家。

于是，我说：“汇报什么？追查什么？我吃的！”

大家惊讶地望着我：“你吃的？”我肯定地说：“真是我吃的。”

黄班长不相信：“你挨着我睡，你什么时候起来的？再说，四个猪腿的肉至少有三斤吧，你咋一个人吃得下？”

我说：“真是我一个人吃了的。我一个炊事员，吃点肉，不违反纪律吧？军务条令没有一条禁止炊事员吃肉的，我不违规吧？”

我郑重申明：“哪个去给所领导汇报，老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到时不要后悔”。我的淫威还是吓着了大家。

我的思想不断滑坡，从先进、干部苗子迅速变成后进战士。706工程团(雷锋团)离我们医疗所有1公里路远，他们每星期都要放一场电影。我们医疗所没配备放电影设备，在纳莫时，院里放映组一个月来放一次。

到纳通后，因706团离我们不远，他们有放映设备，每当他们放电影，都要通知我们医疗所去看。一般情况下，全所除警卫班，内外科值班人员外，包括能自己走动的伤病员(有时也把重伤病员用推车推着)都集合去。因为，那时文化娱乐活动特别枯燥，除看看电影外，几乎没有其它文娱活动。

一天晚上，706工程团放电影：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我跟随队伍去看了一会儿。此片已看了多次，觉得没趣, 未经报告，就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回到所里上床睡觉。

▲2009年都八十多岁的王建琪(左1) 、郑谦(前左2) 曹德臣等出席昆明战友会。

706团到医疗所，一路上全是原始森林和一人多高的飞机草丛。 我年轻气盛,根本不去想什么后果。

等到电影放完了, 部队集合准备带回所时，管理员秦本光一点名，少了我。

这还了得！这是在异国他乡,敌情随时出现,危险无时不在。万一被敌人抓去了,或遇到什么情况,或……很多“或” ，让所领导吓出一身冷汗。要知道,在国外丢失一个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全所集合待在原地不准动, 并派出人员朝几个方向查找我的下落。

由王副所长带着四个战士,跑步到所里。见我在床上呼呼大睡,王建琪一把将我逮起来,认真的看了看我,确认是我后,命令那四个战士,赶快跑回706团,向教导员报告。

四个战士走后,王建琪命令我穿好衣服,下床站好。他黑着脸,约有四五分钟盯着我看:“你真了不起啊！你真伟大啊！你差点没让我们上军事法庭！简直乱弹琴！简直无组织无纪律！你是在家啊？你是老百姓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没人管得着你了？”

王副所长不容我还嘴,一句接一句，像放机关炮一样向我猛打猛攻,震得我昏天黑地。我真不知副所长为什么这样凶？我怎么了？我睡觉犯什么罪？我投敌了？我叛国了？值得这么严厉？这么凶狠？

正当王副所长对我发狠时,教导员带着队伍回到驻地。教导员、王副所长、秦管理员、黄班长等把我带到所部办公室,一个个脸色铁青。

静了几分钟,教导员郑谦平静下来,他问:“小余,你什么时候跑回来的？有谁同你一路？”我如实回答。教导员一下发起火来；“你一个人？你真了不起啊！这是在老挝,到处都还有敌人活动。

如果你被敌人抓走了,还是出现什么意外,我们这几个领导怎么向祖国交待、向毛主席交待、向组织和你的父母交待？你是战士,战士有战士的纪律,战士有战士的原则。你不愿看样板戏？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这样做的恶果是什么。

如果继续放任下去,你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 部队咋样管理？我们怎么代表毛主席？代表祖国人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援老筑路保障任务？”

郑谦铁着脸说：“你必须好好认识，深刻检讨，认识检讨不好，不是简单的处分问题。”

王副所长、秦管理员也严肃地批评了我,分析这件事可能出现的若干种可怕的后果。批得我毛骨悚然,泪水長流。我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是立定站着痛哭。

第二天，炊事班开会帮助我,晚上全所大会,听我的检查。

▲1970年在纳通医疗所营建期间。

我从调到炊事班后思想转不过弯来谈起，深挖自由散漫的根源，给自己戴了许多大帽子，诚恳认错。然后大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帮助我提高认识。

让我感动的是孙淑华医生，她批评我：“小余，你在内科是个多么好的同志，爱学习，求上进；爱集体、争上游；守纪律，有干劲；对人好，对己严。

我们大家都喜欢你。你到了炊事班，确实变了，这次一个人从706团跑回来，要是被敌特抓住了，既使你坚贞不屈，不叛变不投降，敌人对你会好吗？不谈别人，你父母咋办？他们把你养育成人，送你到部队，是希望你立功受奖，为他们送去荣光。

你这样做，是伤他们的心啊”。燕桂兰的批评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小余啊，你是你们这批兵中最有文化之人，你也是很有出息的人，干什么工作一学就会，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吃得苦受得累。但，你这件事做得实在不该啊。要好好认识，从这件事上明白：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有大志向” 。

我检讨认错后，各科室展开讨论,如何做一个让毛主席、让祖国人民放心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此基础上,所里又举行大会,让我重新检查,重新认识自己。

到这个时候,我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评,接受教育,深挖自由散漫思想根源,斗私批修,改正错误,还敢谈什么理由？

在讨论给我什么处分时，除个别人外，大多数战友都认为：余泽江入伍以来，表现是好的，从化验室调炊事班，有想法，这次犯了纪律，检讨是深刻的，应该给他改正的机会。

郑谦在军人大会上宣布：余泽江认识错误深刻，检查触及灵魂深处，达到了批评教育的目的，不给予纪律处分。希望余泽江同志振着精神，好好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这件事真是深深教育和震撼了我：领导上的批评,战友们的帮助，大家都是为我好呀。我不应该太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应该破罐破摔。继续这样下去,今后的人生怎么走？今后自己会有什么好结局？

我反思着,检讨着,暗下决心,要把被整出化验室造成的阴影干净、彻底清除掉,回归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把自己造成的不良影响挽回来，在部队一天干好一天，当一个真正的军人，做一个毛主席放心的战士。

▲与706团战友在老挝勐赛留影。

毕竟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是一个本质不坏、能教育好的人。在我因看电影中途不假而回事件挨批不久,纳通遭受百年不遇的洪灾,平时温顺而亲切的纳通河,象一头发怒的野兽向我们袭来。

滚滚扑来的河水,淹没了炊事班、病房；洪水如猛兽，冲走了连接两岸的两座木桥,冲走了部分房舍和物资。

在巨大的灾害面前，党支部发出号令:抗洪救灾,夺回损失！

全体同志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暴雨和汹涌澎湃的洪水,没有一个畏惧,没有一个退却。

冲上去,把伤病员转移到安全高地；冲上去，冲上去,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把被洪水冲走的物资夺回来！

在生死关头,我也和同志们一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冲向洪水,背伤员、抢物资、夺胜利。

▲战斗在老挝三年间。

炊事班几个行军锅被沖走了,我跳进水中, 拼命地向行军锅游去。突然，一个巨浪朝我打来,我本就不太会游泳,浪头一打,就把我打下水去，浑水就往口里灌,我似乎觉得人也渐渐地往水底沉。这时陈思玉赶上来, 一把将我提出水面。我们两人扑向行军锅,从洪水中把锅拖上岸边。

内科病房被淹，伤病员急需背到高处。我冲向病房，背着一个个伤病员往山坡上跑。洪水漫上来，淹到腰部，把伤病员衣服和我的衣服全浸湿，重量明显增加。有一个老挝人民军病人，约有140斤重，开始由谢云芬背。我见谢云芬撑不住，接过来。

这重量加水浸透的衣服，有160斤以上，超我的负荷，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我咬紧牙关，坚持着，坚持着。等把病人送到安全处，再扑向病房时，突然昏了过去，倒在滔滔洪水中。秦本光见此情况，迅速游过来，将我扶到高地。我清醒过来，又冲向洪水！

在全所的奋战下,伤病员全部得到安全转移,所有物资都被抢救回来。

接着就在大雨和遍地泥泞中展开工作,内外科赶紧搭帐篷,恢复救治工作。我们炊事班选择高处挖灶,为同志们熬姜汤、做菜煮饭，保证生活不误点。

水源被汚染,全是泥浆,我们就跑到5里远的一个岩洞中去挑清水，一天要挑十几担,肩挑肿了,腿跑痛了,我们咬牙坚持住。为了有效保证抗洪抢险斗争的开展,保证伤病员顺利收治,我们坚持着,顽强地战斗着。

由于一连几天大家都在雨水中泡着工作,很多同志感冐了,我们炊事班特严重，几乎全班病倒。我稍轻一点,仍一个人坚持一日三餐,做好生活保障。

王副所长见此情况,来和我一起工作。教导员说从病科抽人来支援我。我说；“病科救治伤病员要紧,我顶得住”。黄班长头痛稍微轻一点，也坚持着撑起来,帮我捡菜、掏米,做些轻活。病科的同志下了班,也主动来炊事班帮助我工作。就这样,我一个人坚持了三天。

雨停了,洪水退了,我们又投入紧张的恢复重建工作。很快架起了两座木桥,修复了病房和被毀了的房舍,前后大干苦干了半个月,才稳定下来。

抗洪斗争总结,我们工作灶包括我，人人受个人嘉奖。教导员在总结表彰会上,还表扬我：“余泽江同志在洪水中洗刷思想上的污泥浊水，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进步很大，值得肯定。”

当我接过教导员递过来的嘉奖令时,眼泪不自觉地流下了脸庞。同志们给了我热烈而长久的的掌声。这掌声包含着战友们对我的原谅，对我所作努力的鼓励！

七、一番嘱咐，让我受益终生。

郑谦——引我人生起步的尊师

我在139野战医院工作和生活了10年，有三年是在第三医疗所度过的。

郑谦是三所当家人，是我们心目中的党代表。三十七八岁的郑教导员，已是参军20多年的老革命了。对于刚入伍的新兵，对有20多年军龄的老革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可是，现实生活中的郑谦，确是威严、慈祥、平易近人、身先士卒的典范。

▲教导员郑谦。

火等重体力活来说吧，三所每一次行动，郑谦都是参加了的，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我们身上有多少汗，他身上比我们多；我们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比我们多一层。

郑谦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仗，革命意志坚强。1970年，我们所奉命到老挝担负援老筑路医疗保障任务。一天深夜，敌机飞到驻地上空盘旋，寻找目标轰炸。不远处的老挝部队高射炮向敌机开炮。炮声和飞机轰鸣声震撼密林，火光映红三所驻地上空。

全所二三百医务工作者和伤病员，没有几个经历过这种场合，大家一时乱了方寸。密林深处，到处是喊声、惊叫声。个别女新兵还嚎啕大哭，惹得大家心慌意乱。这时，郑谦站在所部制高点，巍然屹立。

大声喊：“不要乱！所领导和大家在一起。”他命令各科室负责人，立即组织将伤病员转移进防空洞；指挥医务工作者把精密仪器和重要医疗设备抢运到安全地带；像父亲一样照顾着、安慰着才入伍的小女兵们。

在郑谦大无畏精神鼓舞下，三所全体同志很快稳定了情绪，医务工作者有序地开展疏散伤病员的工作，干部战士全力保护伤病员的安全。

▲野营拉练中的炊事班。

由于老挝高射炮部队的援助，敌机在我们头上旋转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他们要找的中国援老医院，只得无功而返。但是，没过几天，支援我们的老挝高射炮部队遭到敌机轰炸，其情很惨。

郑谦在关键时刻，总是起着全所主心骨的作用。一天，发电房突然起火。当时已是下午7时，工作了一天的同志们三三两两在密林中和小溪边散步。郑谦还是老习惯，吃完饭要把全所所有地方视察一遍。就在此时，发电房工作员李宣坦不慎引燃发电机。

当教导员发现发电房火光后，大声命令道：“大家快到发电房救火”。第一个抱起自己的被褥扑向着了火的发电机。当郑谦冲进发电房时，火势一个劲窜起来，整个发电房一片火海。

同志们喊道：“教导员，你快出来。”郑谦大声地说：“不要管我，赶快救火！都把棉被拿来。”在全所的奋力抢救下，大火终于被扑灭。郑教导员几个手指被烧伤。

像这类的事，三所的同志们人人都可以说上几例。

郑谦对我，可以说独有钟爱。

我一入伍，他就培养我的写作兴趣。故意给我压担子，分配我写些广播稿、墙报稿。还提议军人大会选举我为军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负责所里的宣传鼓动工作。

他知道我这个“小知识分子”思想不够稳定，就把我分到洗衣班，让共产党员谭华彬、陈思玉帮助我改造世界观；为了培养我，到老挝后，又将我调入化验室学化验；可惜当时我不知他的良苦用心，辜负了领导们的期望。

郑谦有意磨炼我，将我调到炊事班，后又调我到所部任文书兼通讯员。经常给我讲人生，讲远大理想，讲做人之道。在郑谦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也学到了如何做一名真正的军人的内涵。郑谦是引领我走上革命征程的第一个启蒙者。

令我感动的是，在纳通期间，我的老乡、同年入伍战友丁龙玉的叔叔生病，丁龙玉从小父母双亡，是他叔叔把他抚养长大的。他叔叔在万般无奈下，给他写信告知了家中困难。

丁龙玉文化低，读信写信都请我。我看了信，对毕节兵们讲了情况，大家给丁龙玉捐了点钱，我又帮丁龙玉写了回信。正巧，郑教导员奉命回国开会，丁龙玉将钱和信请教导员带到勐腊县邮电局寄。

过了一个多月，丁龙玉接到他叔回信，告知“寄来的50元钱收到，区、公社给了救急粮救济款”。丁龙玉听了我读的信，说：“钱多出30元啊”。我说，这肯定是教导员给加上去寄的。丁龙玉去找教导员，郑谦说：“我见了你给你叔写的信，加了30元一起寄去了。

我也将情况向政治处作了汇报，政治处向你们毕节县武装部发了公函，请求核实并帮助你叔家解决困难”。丁龙玉流着泪说：“教导员，我怎么报答您？”郑谦笑着说：“报答我干啥？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就是我这个教导员对每个战士的期望”。

1971年底，我调政治处任新闻报道员，离开三所时，郑谦给我作了一次长谈：“小余，你调政治处后，虽然我们还能经常见面，但不像这两年天天在一起了。今天，我厂开心扉给你谈谈，希望你能听得下去。”

我默默地认真听着，大气都不敢出。

▲2017年九十高龄的郑谦参加战友聚会。

郑谦亲切地说：“你要到政治处了，政治处是搞政治工作的，政治统帅一切，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政工干部是部队的灵魂。

政工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在干部战士眼睛中起着引导作用。到政治处，作为一名政工干部，特别要加强自身改造，正确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谦虚谨慎，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你参军到三所这两年，成绩我不说了，成绩不说是在的。你的缺点主要有四点：一是骄傲。你总认为你是你们一起入伍的这批兵中文化程度最高的，看不起那些文化程度低的战友。譬如对事务员。你不看人家的长处，你瞧不起人家，借故生方骂人家。

特别是他提干后，你更是嫉妒和不服气。你怪司务长不一碗水端平，实际上，你也根本不把司务长放在眼里，你没把他当成领导对待过。二是不注意团结。因为你骄傲，与人相处，合得来就好，合不来就吵。本来你在老挝就是作为干部苗子到化验室培养的。

因和X医生搞不来，又和她不协调、不配合、不融洽，这叫我们怎么办？为什么炊事班两个新兵会告你的状？据我了解，你平时对她们也是钉子板子乱敲。人家是大城市来的，在家连饭都不会做，你不好好教人家，还冷言冷语讽刺人家。

和李宣坦打架那次，你把从化验室调炊事班的怨气洒在李宣坦身上，无理取闹地跟人家吵，秦管理员批评你，你还不依不饶。三是说话随便。这一点，小余，我要重重地敲打你。

作为政工干部一定要谨言慎行，每讲一句话，都要三思，把握环境、场合、对象和条件，对人对事，不能信口开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还是举化验室的例子。你和X医生怄气，就讲不认红细胞、白细胞要炒红萝卜白萝卜。

你这样一讲，就被人家抓了辫子。炊事班吴学友打倒菜，你不假思索就说舀起来给大家吃。后来黄班长制止了。司务长反映你这些事是有由头的、不假，你怎么让大家能不相信司务长告你的状？这方面的事还有，你自己好好想想。

四是冷热毛病重，小资产阶级思想时有发生。思想通的时候，干得就好；一闹思想情绪，就稀拉随便。在老挝纳通时最突出，经过那次批评，稍有好转。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应该树立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你想想，革命是一帆风顺的吗？红军时期、长征途中、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处处艰险，步步困难。如果革命先烈和前辈们没有坚定的信念，一遇困难和曲折就打退堂鼓，就犯冷热毛病，革命能成功吗？”

教导员的批评，令我震惊，令我心跳，大有醍醐灌顶、震聋发馈之感。这是入伍两年来，领导们对我存在的问题系统的梳理并指出其根源。我眼中闪着泪花，内心甚感羞愧。

▲1971年5月胜利完成援老抗美任务，回国在尚勇换上军装，喜悦心情涌上眉梢。

教导员又继续说：“小余，今后的路还很长，也可能你将来会成为一名政工干部或者是领导干部，也可能在你的人生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甚至遭遇挫折。你要记住：人生不是一潭静水，工作不会一帆风顺。

不管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你都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人生的底线。要做到有成绩时，戒骄戒躁，随时告诫自己：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组织培养和关怀，都离不开周围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要做好团结工作，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同志。

古言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团结才会有力量。譬如在三所，如果不是丁所长严格掌控医疗技术这一关，如果不是王副所长、秦管理员做好行政管理工作，如果没有李开兴等同志勇当参谋助手，如果不是全所紧密团结，勤奋工作，我这教导员怎么当？

我也有和同志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些同志令我生气的事情，但是，一想，革命工作要靠组织、靠大家，必须团结每一个同志一道工作，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不管谁，我都不计较、不记恨，该重用的重用，该提拔的提拔。”

▲2017年昆明战友聚会，88岁的郑谦(前)与我和陈思玉(图1后左)留影。

教导员看了看表，已是晚上10点30分。他说：“今天我讲得太多了，也不知你愿不愿听？不管怎么说，你是三所的兵，我希望你能把在三所的优点和长处永远发扬光大，把在三所的短处和缺点认真反思，加以改正，做一个让毛主席、让党组织、让首长们放心、信任的好战士、好干部。”

郑谦笑了笑说：“到机关了，不要脱离群众，多回三所走走。”

教导员走了，我仍坐在办公室，把他今晚对我说的话梳理一遍，牢记在心底。

郑教导员这一席话，给了我很多做政治工作的知识，让我明白了人生的底线和目标。我是永远牢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时刻回忆这谆谆的教诲，作为指导自己前进的动力。

八、一个电话，令我一夜无眠。

2011 年 12 月 31 日晚 9 时，我正在收看元旦晚会。此时，家中电话铃响了起来，我以为是有人打错了。自从退休后，家中电话没有响过，过去家中的电话多为公事，譬如县、乡、村，有公事不知我手机号的，一查 114，就会获得我家中的电话号码。

退休了，身不在其位，不谋政事，人家也不找了。如果是亲朋好友，都留有手机号的。电话铃响了第一遍，我没接，第二遍我也没接，第三遍觉得可能真有人找了。

我拿起话筒，耳机里传出一个北方口音：“喂，我是山东维坊。”我想，真是打错电话了，我与山东维坊没有电话往来。我说：“对不起，我是贵州。”

▲三所所长丁文营。

电话耳机里传来：“我找余泽江-——大肚”。呀，怎么山东有人不仅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新浪博客的登陆名，这真是找我的电话！

我对着话筒有些不解地问：“山东？找余泽江？”对方说：“对，就找余泽江，大肚。”我搜寻了一阵记忆，还是不能确定山东维坊有熟人。耳机里传出：“你是余泽江吧？”我肯定地回答：“是，你是谁啊？”

“哈哈，我总算找到你了，我是丁文营。”

“丁文营？丁所长？”

“是，我就是丁文营，丁所长。”

“哎呀，丁所长，怎么会是您老人家呀？”我激动地跳起来，有些不能自控：“老首长，您怎么知道我家里的电话号？”

“139 家园。你发表的博文我全都看过。”丁所长说。

“您这么大年纪还上网？”

“上呀，我特别关注 139 家园，特别关心 139 的战友们。凡 139 战友们的博文我都仔细阅读，你写的《战友情深》那一组博文，不仅让我领略到战友的深情，还看到了改革开放贵州的变化。”丁所长把《战友情深》内容述说了一遍。不难看出，丁文营所长时时刻刻关注着 139，关心着 139 的战友们，关注着我。

电话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把分别后的事都交流了，仍犹言未尽。

放下电话筒，丁文营所长在139医院三所对我的关爱、关心、关怀、帮助、教育之事，一件件涌上心头，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浮现。

丁文营，山东省寿光人，中共党员。生于 1930 年，1945 年参军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作为卫生员，紧跟营长冲锋陷阵。并于 1947 年、1948 年两次荣立三等功。进入云南后在普洱 62 医院从事外科主任工作。

1962 年跟随李科成院长带着由 62 医院组成的医疗小队前往边陲小镇勐腊执行医疗任务。于 1964 年执行上级命令在医疗队的基础上组建 139 野战医院。在 139 医院三所任所长职务。并多次参加援越抗美和援助老挝、缅甸的医疗救护工作。是139 野战医院或者说是西南前沿有名的“一把刀”。

1969 年 3月，我们结束了三个月的新兵集训，被分配到三所。丁文营任所长，郑谦任教导员。丁所长负责医疗，郑教导员管政治，二人配合得很默契。丁所长全力抓医疗，很少过问政治上的事。

有人批评他“只顾技术不过问政治”，他说：“我们是医院，医院的主战场就是病房，医疗所长不抓医疗，伤病员来了光喊政治口号行吗？”他对医生护士很严格，也很关心，事无巨细，连医护人员的每晚夜班饭他都要亲自过问。

▲丁文营与夫人黄金娇(139医院医务处助理员)。

我到三所，开始是分在洗衣班，到老挝后，撤销洗衣班。他在支部会议上提出：“像余泽江这样有文化的兵，应该放到医疗岗位上培养”，支部接受了他的提议，把我从洗衣班调到内科，后又调化验室培养。

那时，医院各级领导最担心的事，就是男女间的事。当时，处理男女关系的做法，如同敌我矛盾，轻则遣送回家，重则开除军籍。

所以，139医院的男女，谈“情”如虎。即使正常谈恋爱，两人也不能在一间房，更不能有牵手之类“超原则”的接触。一旦被人举报或反映，就吃不了背着走。所以，男男女女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我就差点被这种危机伤害。

那是刚到三所不久，一天晚上9点钟，我们同一栋宿舍的一个女护士来喊我：“余泽江，我蚊帐垮了，请你帮我修理一下”。 我也没多想，就去女宿舍帮那个女护士修蚊帐杆。

宿舍里只有那护士一人，她将房门大大敞开，站在门边，意为防止他人说闲话，让我一人在她床边修理断了的蚊帐撑杆。我把几根撑杆修好，支架起来，对那护士说：“这蚊帐我一个人挂不了，要么你去找个人来挂”。

她在几栋宿舍门口走了走，见别的宿舍门都关着的，只得回来，说：“找不到别人，我和你挂吧。”我们二人站在床上，正将蚊帐套在蚊架上，突然停电了，宿舍一片漆黑，我俩站在床上，不知所措。电灯熄灭几秒钟，那女护士惊慌地对我说：“你快下床，快回你屋去。”

我立即跳下床，摸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心中无冷病，不怕吃凉食。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第二天，晚上吃了饭后，丁所长对我说：“咱们去曼帕寨走走。”

走到曼帕寨小溪边，丁所长指着一块石板，叫我坐下，他也在离我不远处找了块石板坐下。他说：“现在就我们俩人，我问你一件事，昨晚你到xx宿舍去了？”我将昨晚修蚊帐杆，遇停电等一系列经过完完全全向丁所长作了汇报。

我有些气愤：“这有什么呢？人家请我修蚊帐杆，这点事尽然告到所领导。”丁所长说：“不是别人反映的，是她本人怕别人反映，今天一上班就给我说了。她说的和你说的一字不差。”我问：“这不是无事找事吗？难道她以为我有什么歪心？”丁所长说：“那倒不是。

我问过她你有什么不规矩的言行没有。她说什么也没有。因为熄灯了，黑地抹纱的只你俩人在一间房里，她怕有人发现告瞎状，心里很害怕，一早就给我汇报了。我问她还给其他领导讲过没有，她说只给我一人讲。我让她不要对任何人讲，包括教导员。

此事到我这里为止。小余啊，在医院，男男女女，总有的人爱捕风捉影，爱造别人谣言。譬如这次你进了女宿舍，又遇停电。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发现，添油加醋一整，你们能说得清吗？如果领导一定要追究，你不是黄泥巴糊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给你整这样一个污点，你还能求进步吗？小余啊，在医院工作，要特别注意与女同志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不要和女同志走得很近，更不要一个人进入女生宿舍。今后，你要高度警惕，绝不可以粗心大意。”

▲全院领导干部合影，第三排左2是丁文营所长。

这件事，真要感谢丁文营所长，如果他按当时的政治气候，把这件事提到会上讨论，有好事者胡猜乱想，无限上纲，我能说得清吗？我的政治前途不就彻底完了吗？后来还能入党、当政工干部吗？

我牢记丁所长教诲，在139医院十年，虽在百花丛中，从不沾花惹草，和女兵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和她们处好关系，又没半点亲近痕迹。故尔没任何绯闻之说。

丁所长关心每个战士的成长。我们毕节一起入伍的苗族战士王治国，参军以来表现都很好，一年兵不到就提任事务员。王治国只读过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低，算账常出差错。有一个月和司务长结账，有22元钱找不到会头。

要知道，那时的22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们每月的津贴才6元，要三四个月不用分文才能弥补上这个洞。秦本光管理员帮助查账，怎么查也查不出这22元的去向。司务长坚持要王治国赔这22元钱，王治国急得大哭。

丁文营知道后，到炊事班帮助查账，依然找不出漏洞。丁文营拿出自己的22元钱，给王治国弥补了空缺，要他继续当好事务员。丁文营对王治国说：“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们相信你。今后小心点就是了。”

后来到年底，勐腊县蔬菜公司盘存，多出22元钱。找原因才发现是王治国买猪肉时，开了票、付了钱，售货员收了单才发现当天柜上没猪肉了，都是熟悉的，就对王治国说：“猪肉已售完，你过两天来拿。”

王治国钱付了，单交了，猪肉没得，炊事员没验收清单，司务长没凭据。时间一长，王治国和蔬菜公司售货员都忘记了这件事，所以出现了短款。如果不是丁文营所长正确处理，逼着王治国赔那22元钱，可不要让王治国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经济负担吗？

人们说，丁所长不管政治。其实，他只是不愿听那些大话、空话、假话和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实际上他对革命工作是兢兢业业的，在责任上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我在纳通化验室门前。

我们医疗所在老挝纳莫时，收治一名身患癌症的老挝妇女。病人抬到医疗所时，已气息奄奄。丁所长主持会诊，医生们提出：病人的情况很不好，医疗所又没检测设备。只有手术才能探明病人的病情。但有的医生又提出：这是老挝群众，人也危在旦夕，如果手术中发生意外，这个责任谁都担当得起。

主持会议的丁文营认真听取医生们正反方辩论，认为都有道理。他提出一个问题：“是想方设法，不避责任，手术搞清病源，依病而治，还是眼睁睁看着这个老挝群众死去呢？”

医生们愣住了。

丁所长见大家都不吭声，这样说道：“我们是毛主席派来支援老挝的，是来为老挝人民救死扶伤的。我们能为了怕担责任，看着老挝群众死亡吗？不！我们绝不为了自己免责而不管老挝群众。这个手术必须做。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救治老挝群众。就是有天大的责任，我来负！”

在丁文营主刀下，三所在老挝纳莫对这名老挝妇女做了手术。打开腹腔后，医生们才发现，这名妇女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各个器官。虽作了清理切除术，由于病人病入膏肓，手术后10天还是不治身亡。

老挝方面将三所抢救这名妇女定为医疗事故，其理由是：“没诊断清楚，就贸然手术。”那时外事政策很严，国内收到老挝方面的意见，军区卫生部派了几个专家到纳莫调查核实，认为：“打开腹腔诊断是正确的，但是手术前没征得老挝方面的同意，医疗所应负这个责任。”

这是什么逻辑？丁文营说：“这不关医疗所其他领导的事，也不关参与手术的每个医生的事，组织上要怎么处理，我一人承担。”

为了向老挝方面交差，军区下文：“给丁文营警告处分。”

三所官兵对军区给丁所长的处分很有意见，联名向军区写信，要求还丁文营清白。因涉及对外工作，军区也没人管我们的述求。丁文营对大家说：“谢谢同志们，为了中老友谊，我就背着这个处分吧。”

▲丁文营（左图），丁文营所长(左)与教导员郑谦（右图）。

丁文营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然而，他在三所干战心中又是个细心的保姆。

就拿丁文营所长对我的关爱、关心、培养来说吧，如兄长、如父辈。

1970年初，三所奉命转点纳通。转点前当然要先营建病房和营房。所里抽了30个同志先到纳通营建，我是营建队伍成员之一。

营建任务时间紧，特别艰苦。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汗水汇起来可流成小溪。那时年轻，根本不把身体当回事。从山上运竹木下到建所的地方，全身汗流如注，图清凉快活，不管三七二十一，跳进纳通河浸泡起来。

营房快竣工了，转入打扫工地卫生，准备迎接大部队入驻。这时，我生病了，高烧39、40度几天不退。丁所长得知消息，带领内科专家唐继昌、陈泰生医生从纳莫赶来，一珍断：钩端(河里洗澡时感染的)。

当时医疗所还在纳莫，纳通还没开展救治工作。丁所长当机立断，命令电台向国内发报：“派救护车到纳通抢救余泽江。”

医院接到电报，立马派方孝驾嗄斯救护车来纳通接我回国大本营治疗。丁所长不放心路上安全，要唐继昌主任随救护车照顾我，并参与国内医生对我的治疗工作。

对治疗疟疾、钩端等热带疾病，是138医院的拿手本领。我在一所内科医生和唐继昌主任对珍治疗下，三天体温就降到正常。第四天，丁所长回国开会，一下车，脸没洗一帕，水没喝一口，就来到病房，看望我，了解治疗情况。

▲在老挝站岗（左图），与战友曹天虎(左)一起（右图）。

丁所长开完会，又来看望我，还从他家里拿来鸡蛋、奶粉等营养品慰劳我。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对所长说：“现在全所正在忙转点，我已基本痊愈了。”要求出院跟他一起回老挝，参加转点工作。

丁所长认真征求医生们的意见，认为回老挝后注意休息，继续治疗也是可以的。于是丁所长、唐主任就领着我回老挝纳莫医疗所，让我在内科做些护理工作。

我一天都没休息，参加对物资、医疗设备的打包、装车工作。受到来医疗所指导转点的院领导的表扬。

医疗所转到纳通后，我被从内科调到化验室工作。这是全所都知道的秘密：这是所里准备提我任化验员的征兆。

谁知，我在化验室三个月时间，与室领导处不好关系，所里屈服于室领导要求，把我调到大灶炊事班。据说，在会上，丁文营力挺我回内科。

他说：“余泽江在内科是个多么好的同志，为什么到了化验室就不行了呢？我们老是迁就室领导，这样处理，实在欠妥。”但是教导员坚持调我到炊事班磨练，丁所长也就没办法了。

我到炊事班后，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先进滑到了后进。那次在706团看电影，无组织无纪律，一个人跑回所里睡觉，受到了严肃批评，情绪十分低落。

丁文营找我谈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聪明起来。你要好好想想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好好想想大家的帮助。一个人犯错不可怕，怕的是知错不改。当然了，造成你思想下滑，领导上也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把你调出化验室？我们领导事先没跟你谈过话，你到炊事班，明显落后，也没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过，根源还是你经不住考验，要从内因多找原由，努力改正错误，做一个千锤百炼成好钢的战士。”

就在那几天，接五支队通知，在老挝郎勃拉邦执行援老医疗保障任务的80医院，收治老挝一位人民军高级指挥员，需要做大手术，要求139医疗所派出外科专家前往支援。

医疗所迅速落实五支队指示，组成以丁文营所长为首的援助队伍。会上宣布名单，有外科主任李德俊、外科医生路建民、手术麻醉医生孙永安、手术室护士长管懋钧和我。

对前5位人选，大家没说的，当宣布到“余泽江” 时，全场炸开了锅：“他一个炊事员、又刚刚受批评，怎么选他？”

丁文营站起来：“选余泽江参加是我的意见。第一、要作全面的记录，这一点他能承担。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放映电影天仙配，电影完了，他摸黑能把全部歌词和文字记下来，这可是个硬功夫；第二、警卫班抽不出来人，炊事班紧一紧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余泽江除了记录，还要担任我们的警卫工作。至于他刚犯纪律受到批评，谁敢保证不会犯错误？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这是我党我军的一条原则。”

丁所长的话使全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停了下来，我也如愿参加了“139医院援助80医院手术队。”

到了80医院，我参加了每场会诊和座谈，较为准确、细致地记录了支援手术的全过程。

在丁文营等支援与参与下，对那位老挝人民军高级指挥员的手术非常成功。苏发努冯亲王亲自向毛主席致电感谢。五支队要求三所把整个援助经过写成文字材料上报，因我记录详细，报告写起来也不费力。后来，五支队通令嘉奖了139野战医院3所：“为毛主席争了光。”

1971年2月，上级指示：139医院3所圆满完成援老抗美、援老筑路医疗保障任务，在老挝的工作全部移交给在朗勃拉邦的80医院，准备回国归139野战医院建制。三所根据这一指示，组建了与80医院对接移交工作组。还是丁文营所长提名我参加移交组。

因有上次参加援助80医院手术的经历，这次就没引起什么议论。移交工作小组由丁文营任组长，成员有管理员秦本光、内科主任唐继昌、外科主任李德俊、会计张国章、文书余泽江、电台工作人员2人、警卫班2人。

我们首先将三所所有医疗设备、生活用品和伤病员，详细登记入册，4次到80医院洽谈移交工作。同时将伤病员按上级指示，一部份转到国内，一部份送到郎勃拉邦80医院医疗所。

对物资归类打包，对财务进行决算。一切准备完毕，1971年5月，五支队和80医院接收组来纳通，顺利地接收了139医院第三医疗所在老挝的任务。三所移交组受到五支队的表扬。

回国后，党支部讨论我工作变更，丁文营所长坚持：“余泽江应该在内、外科培养。”党支部认为：“余泽江作为文书，更能发挥其作用。”这样我就没机会学医了，也因这样，我在学文字工作上迈开了步伐。

不久，我被上级任命，调政治处做新闻报道工作。临离开三所时，丁所长对我说：“小鬼，我本来想把你调到科里学点医疗技术，不成；你到了政治处，要认真按照一个政工干部的标准，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用之人才”。我含着热泪感谢老首长的关心。

后来，1978 年我调 35403 部队政治部，再后来，我从昆明陆军学院转业回毕节，三十多年一直没有老领导的消息，我真后悔啊，要是知道丁所长在山东维坊，早就该找机会去看望老领导了。

(注：十分遗憾，2015年丁文营所长逝世。我一直没实现去山东维坊见一见老首长的心愿)

九、一篇报道，结识了一辈子的恩师。

139野战医院的新闻报道工作， 1972年度，医院政治处和我本人，都受到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和22分部政治部的表彰。

1973年初，军区后勤部举办新闻报道培训班,分部政治部指定我赴昆明参加学习。杨主任把这消息告诉我,说:“整个22分部才3个名额,你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我坐了五天汽车,到军区后勤部报到。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到军区机关，也是第一次进入昆明市中心。

▲从1971年起，我年年参加分部新闻报道和理论培训。

昆明军区后勤部学习班在后勤招待所举办。22分部有62医院的王燕燕、汽车23团的小李和我。全区后勤团以上政治机关新闻干事共有52人参加，都是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有成就者。

学习班用10天学理论,讲课的有新华社记者周楠,解放军报社记者栗瑞华,国防战士报社编辑罗邦武,军区后勤部宣传科王科长、张干事和吴国雄干事。他们讲的知识又比我在22分部培训班学到的更深、更广；我真是开了眼界,学习热情自然十分高涨，刻苦精神胜于以往。

理论学习告一段落,就分组到各部队去釆写活动。因后勤部抽不出这么多带队的,就临时抽各分部宣传科的负责人来带队。22分部王永安就负责带我们分部和直供部的7个学员实习,我们这一组的任务,是去老挝釆写执行援老筑路后勤保障任务的X医疗所的事迹。

▲张友谦出版的书。

在昆明办了出国的一应手续,后勤部派了一辆嗄斯车为我们服务。路经勐腊,杨主任要我把王永安等请到医院,让写作组在139停留一天,把各所的报道员召集来,请王干事和直供部的叶干事给大家讲课。王永安欣然应允。

于是139野战医院召开了首次新闻报道工作会议,各所正、副教导员和政治处干事,院务处协理员以及报道员参加了学习。

我介绍了139医院新闻报道工作,王永安讲:“新闻工作在部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叶干事讲“如何结合工作实际抓好新闻报道工作”,会议开得短而精,很有成效,为我今后采访写作提供了好的环境条件,我深深懂得院领导的良苦用心。

在尚勇,我们换了装,以援老筑路民工队民工身份出国。

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国家建设停滞不前,从勐腊到磨憨,公路是大坑大凹的烂土路。

磨憨海关依然是那间竹棚，从那竹棚出境,就踏上我们为老挝修筑的又宽又平坦的柏油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中，勒紧裤带支援老挝人民修筑的啊！谁能理解中国人民的这种博大胸怀？

▲在老挝采访（上图），张友谦记者在自卫还击战中拍摄的照片（下图）。

我们在老挝釆访了几个单位,来到东线某医疗所。

在釆访中我们了解到医疗所通讯班班长张明多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改革了十门交换机,把原先有80斤重的交换机改成20来斤重、只有书包大小、便于携带、适宜野战的小型交换机。

这是一个重大的新闻题材。王永安说：“这是一篇能上解放军报的题材,余泽江,你来釆写”。

釆写张明多改革交换机的任务就这样交给了我。可是,张班长已回国,据说要一段时间才能返回医疗所。我只好找领导和张明多的战友釆访,根据釆访的事例撰写了通讯《革新能手张明多》。

王永安看后,说:“这个稿件这样寄出去,太可惜了,你带着稿件到昆明去,找解放军报记者张友谦,请他指点指点,不要把这个题材轻易丢了”。我说；“我不认识张记者,他会帮助我吗？”王永安说；“张友谦原来是我们分部的,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到昆明找到他,他一定帮你”。接着王干事向我介绍了张友谦的一些情况。

张友谦、甘肃人,1958年入伍,在分部军械修理连当兵。他入伍前只读过初二，到部队刻苦学习,下死功夫拼搏,开始写些小文章,刊登些豆腐块,他一如既往,百折不挠,后来学有成就,被调到分部当新闻干事。

在分部他写了很多有影响的报道,被解放军报社发现,调军报任记者。最近被派回昆明，在解放军报驻昆记者站工作。

听了王永安的介绍,我对张友谦肃然起敬。

▲张明多发明的多门交换机（左图），解放军报刊登了张明多的事迹（右图）。

我到了昆明,找到张记者。他高高的身材, 一双明亮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

张友谦看了王永安给他的信,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笑了笑说：“你是139医院的余泽江？”我点了点头。他问:“稿子带来了？”我将稿件递给他,他看了两遍,问:“谁执的笔？”我回答是我。

他说:“基本思路是清晰的,主题思想也可以,就是缺少很多关键性的材料,叙述也不够清楚。譬如张班长为什么会产生改革交换机的想法？技改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么攻克技术难关的？过程中遇到些什么困难又怎么得到解决？等等”。

我对张友谦说：“张明多已回宣威部队留守处,我没见到本人，别人也说不清楚”。张记者说；“搞新闻，采访一定要扎实。你还得去宣威一趟,找到张明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再重新写”。

第二天,张友谦领我去昆明火车站,把我送上火车,叮嘱我釆访要注意哪些细节,要突出哪些重点等。

我到了宣威,与张明多谈了两天,搞清了他搞革新的思想根源:那是野营拉练时,他们通讯班奉命参加。80多斤重的交换机背着又重又沉,体积大,很不适应野战,他决心技改,还利用两个探亲假,到上海拜师求教。他失败时得到首长的关怀、鼓励、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交换机改革成功的成绩。

我按张明多讲的,分5个小标题写；一、千里耳的烦恼；二、金箍棒的启迪；三、失败是成功之母；四、挫折也是财富；五、辛勤耕耘有回报。

文章写出后,张明多看了,我又请留守处的干部战士审稿,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又改了两稿, 最后定下稿来。

▲22分部部分新闻报道骨干。

我回到昆明后,将在宣威写的稿子交给张友谦,他看了说：“这比原先的稿件丰满和充实多了”。晚上,他把我带到他宿舍,一段一段的指点我改,连词句、标点符号怎么用,都详细点评, 一直改到凌晨一点才休息。

第二天我把稿件抄正,他又逐字逐句推敲修改,然后才定稿。

我从昆明又出国去和王永安他们继续釆访、写作。等我们回国后,才知道《革新能手张明多》已被解放军报釆用。

这是这期学习班第一次上军报的稿件。当然,这主要是张友谦的功劳。

通过这次釆写,我从张友谦身上学到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学到了扎实认真的作风；学到了诲人不倦的品德。

后来，我到35403部队任新闻报道组组长，经常得到张友谦的指导。我上解放军报的很多稿件，都是在他启发、帮助下写成的。1980年我从23分部调解放军报社驻昆记者组帮助工作, 也是张友谦推荐。

张友谦是我的恩师,我的楷模,我的榜样！

十、一份总结、逼我长知识长学问。

分部培训班后，我上了一些稿件，以为“还可以”，有些沾沾自喜。

1972年底,进行年终工作总结, 政治处杨松林主任对我说:“今年全院政治工作总结由你来写。”

接受任务后,我想,写总结就像写新闻一样,把做的事罗列出来就行了。我就按写新闻消息那样去釆访,去提练,去选事例,去组合。

好不容易写了第一稿,满以为可以交差了。谁知,杨松林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我让你写的是一年政治工作总结,这叫什么呀？”说着将稿子丢给我,什么话也不再说,转身就走了。我呆呆地站在原地,难过得直掉泪。

▲分部首长接见139文艺宣传队参演成员。二排中为带队的政治处主任杨松林。

我的文章不是上了报了吗？报纸都登了,那不证明我会写文章了吗？为什么杨主任还说这是什么呀,难道我写的不是总结？我找医院秘书杨建华求教,杨建华看了我写的初稿,摇摇头说:“你这哪是总结,简直是四不像。”

我问他总结要怎么写？他说:“写总结不像写新闻报道,它讲的是概括性的东西,归纳性的东西,理论性的东西。组词用句要大众化,普通化,不搞形容,更不能专找华丽的词句。”

▲杨松林主任。

听了杨建华一番话,我一头雾水:写总结不是写新闻？那又怎么写呢？

我苦思苦想,又把稿子全部推倒,重新组合。好不容易写出第二稿,交给杨主任。杨主任看了说:“你没学过写总结？”我说:“新闻培训班讲如何写新闻、写故事、写通讯,没教过写总结。”

杨主任说:“你难道准备一辈子只会写点新闻稿？政治工作干部要做多面手,不仅要会做,还要会总结。不会总结,就不配作一名政工干部。”

杨主任把杨建华叫来,说：“你把医院近几年的工作总结,找几份来给余泽江学学。”

▲杨建华与妻施碧娟老师在139医院。

杨秘书找了几份总结给我,有李开兴写的,有江明友写的。我把几份总结反复阅读,反复研究,原来总结和新闻报道真是两回事,它与新闻写作从格式到内容都完全不一样。总结讲概括,新闻写具体；总结写理念,新闻写情节；总结写体会,新闻说事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

我照着几份总结套了一份“总结”给杨主任,他一看就说:“格式有点像总结,可是没有今年政治工作的特点。”又把稿子退还给我,还是那句话:“再写。”

我真被难住了,对杨主任说“主任,我真的写不了。”杨主任说:“打退堂鼓了？你是军人,军人在任务面前,只能说坚决完成。如果面对敌人呢？难道你也可以说：我消灭不了敌人，这任务我无法完成？”

▲杨松林在遵义。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硬着头皮,再学再写(若干年后,我在市里任秘书长,秘书们问我为什么能把总结写得这么好,我就将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从中受到启迪)。

就这样，写了一遍又一遍,被否定一遍又一遍。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费去了不知多少本稿纸。到第十稿,杨主任只是说：“将就用吧。” (以后我会写总结而且随手拈来时,再去看1972年写的那份总结,真是将就都不够格)。

通过写总结的经历,我懂得了知识的海洋无边无涯,写作的征程永无止境,我在分部和后勤部新闻培训班学到的知识，简直只是大海一滴水,是九牛之一毛。我决心多读书,多学习,多尝试各种体裁的文章写作。

分部召开双学表彰大会,医院推荐一所作为先进集体出席。政治处要我到一所去了解双学活动的开展情况，撰写一所双学先进材料上报分部。

▲一所部分官兵。

我来到一所,先找李大章教导员,请他介绍双学情况。

李大章,贵州福泉县人,按说咱们是苞谷老乡,他应该好好地支持我，帮助我完成任务吧？谁知李教导员不知怎么想,是看不起我,还是有意锻炼我？他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写出来吗？”这句话真问住了我，说实在的，我心里真没底。

先进事迹材料又怎么写？大概和总结差不多？但是面对李教导员的质问,我只得说:“我也拿不准,试着学吧”。李大章说:“既然拿不准,就别浪费我的时间了,我忙着呢。”

教导员是支部书记,是双学活动的领导者、策划者、召集者、推动者,他不支持、不开口,我就无法完成任务。

我没有退却,天天到一所去,先找李广恩所长,再找干部战士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素材后,我又找李教导员,先给他汇报了我了解到的情况,然后请他对我掌握的材料作评价和进一步补充。

李教导员被我的执着所感动,就将所里如何开展双学活动的情况向我作了详细介绍。我根据李教导员的叙述,用写总结的方法,写了草稿,杨松林主任看了,不置可否,对我说:“你把捜集到的材料和写的草稿一并带到分部,可以了就交给分部,不行的话,你就在分部写,写成功了再拿回来审核。”

我到了普洱,找到分部双学办公室。王永安、江明友、向永都抽到办公室做筹备双学大会的工作。

都是熟人,也没什么可回避的，我把草稿给了王永安。王干事看了,直揺头:“余泽江啊,这叫什么先进事迹材料？你写那么多形容词干啥？这不是写通讯。”

向干事更直接:“老余(向永和我是同县同年入伍的战友),写先进事迹材料,不是这样写。”

▲杨松林主任一家。

我说:“老师们,你们可没教过我怎样写先进事迹材料啊。我来不就是向您们学习的吗？”

江明友干事将汽车23团和109兵站的两份材料递给我:“你先休息一下,看一看这两份材料再说。”

当晚,江明友把我叫到他宿舍,他对医院的情况很熟悉,情况也掌握。他拿我写的草稿一段一段的给我讲,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又要怎样写才行,从标题制作到每一段大意都给我顺了一遍。

我按江干事给我的提示,重新构思,重新提炼,重新取材,加了两个晚上的班,写出了第一稿。江明友看了,认为总骨架可以,内容上空话太多,不实在。因为先进事迹材料须用事实说理,而不是以理说事。

按照江干事指导，我又再行修改。

第二稿出来后,筹备组讨论了稿件,提了十多条意见。实际上是推倒重来。我把老师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大体意思是,这份材料要讲清:为什么要开展双学活动,怎样开展双学活动,学习中遇到些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学习中出现了哪些新面貌,有哪些典型事例？今后还有什么打算,怎样巩固成果？要用事实说清以上提问。

由于我釆访时掌握的情况较细致,所以按这个思路写起来,也不是太难。

我又日夜不停地苦战三天三夜,将稿子写了出来,筹备组再行讨论,只在一些细节上提了修改意见。我又作了修改,王永安作最后定稿,并要我回医院,请一所和院党委对这份材料审核、把关。

我回到医院,先把稿件交给李大章教导员,他看了，笑了笑说:“你还真写出来了。”

▲一所坚持每天雷打不动学习。

李教导员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审核稿子,大家都说稿件写得好,真实地反映了一所开展双学活动的情况。对一些情节叙述得不清楚,事例不准确的地方也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按照一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再次对稿子进行修改,抄正后送给杨豫生政委。院党委召开会议,没提什么意见就通过了。这份材料后来被分部推荐给后勤部，编印在军区后勤单位双学活动集子里。

我就是这样, 被杨松林主任逼着， 一种体裁一种体裁的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坚韧不拔，自觉磨练自己, 努力地、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所以，后来转业到地方，不管在那个部门，我都不靠秘书，所有文字工作，自己就搞定了。如果不是杨主任的逼，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十一、一次破案，检验了我对党的忠诚。

在139医院,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考验。

1976年初的一天中午,二所所长赵梅君急慌慌来到政治处报案,说二所工作灶中午开饭时,发现凉拌菜中有人放毒,经化验室检验,毒药是农药乐果。

这是医院成立以来,第一次遭遇投毒。杨松林主任召开紧急会议,由于保卫干事张文新回四川探亲,杨主任就命令我去二所破案。

我虽当兵多年,但还真没破过案。

▲二所教导员谢恩发与妻子郭淑仙老师。

服从命令是每个军人的天职。不管如何,领导交给的任务,总得要千方百计保证完成。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每个军人必走之路。

医院侦破没有什么器材,全凭人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我真不知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杨松林主任说：“能力靠实践,不经过实践,谁说得清有无能力? ”

我立即跟着赵所长来到二所，谢恩发教导员和赵所长与我三人组成破案组。

事发地是炊事班。我们先到炊事班,了解事情发生经过。

据炊事班同志讲,今天中午开饭时,菜是两个,一个是莲花白炒肉,一个是凉拌海带粉丝。把菜抬到窗台,正准备开窗给排着队的干部战士开饭。轮休的炊事员钱得龙端个碗,自己来打菜吃。他用勺子搅了搅大盆中的凉拌菜,闻了闻,大叫起来:“这凉拌菜有味”。

大家听说菜中有味,都来闻。“确实有味”。班长说:“这菜不能吃了,赶快开罐头”。大家就把凉拌菜抬下窗台。

班长立即报告赵所长。

赵所长跑来一闻,打了半碗, 马上送到化验室,化验室的人刚关门准备下班,听赵所长一说,立马检验,结果:菜中有农药乐果。

赵所长拿着化验单就往政治处跑。

事发炊事班,炊事班从班长到炊事员都属调查对象。我和谢恩发教导员找炊事班人员分别调查。从班长到炊事员的怀疑,钱得龙很可疑,原因是他不当班,为什么他要去搅菜,其它人都没闻出来,他怎么就闻出来了?加上钱得龙平时表现不太好,不安心部队,是不是他借打菜时,把农药倒进菜里,后产生害怕,就自己叫起来?

大家怀疑的不无道理。钱得龙,贵卅毕节县长春区王张公社钱家寨人,1974年入伍,是结婚有了孩子后入伍的,人长得很精瘦,工作没说的,就是好讲怪话,稀稀拉拉的，属于后进战士。他和我都是毕节人,平时作为老乡关系,也经常来往。他想退伍的事,我也听他说过, 也批评过他。难道真的是他所为?

我和谢教导员找钱得龙谈话,他说,今早上他和小王起早床,吃馒头稀饭。10点收拾好了,就回宿舍睡觉。11点40分他来到炊事班,凉菜已经拌好,放在台上,新兵炒菜,他还帮炒了几下,菜起在盆里,打菜不关他的事,他就拿自己的碗去打菜,看见有一坨海带和粉丝没有拌匀,就用勺子搅,一搅就闻到怪味。

我们问他,打菜时有谁在他身边?他说全班都在。

找班里的同志证实,钱得龙从宿舍回炊事班至发现菜有问题,才短短5分钟,且全班七八个人都在,他没时间放毒。

▲那一年勐腊地震，我们住的防震棚。

那么农药是什么时候放进菜里的呢?谢教导员和我来到伙房,查看凉拌菜。粉丝是现泡的,没问题,海带丝还有半小盆没拌完,也没问题。拌凉拌菜,还要酱油、醋。检查酱油没问题,打开醋桶盖,一股臭气顿时扑鼻而来。凉拌菜的农药是先投进醋桶里的。

班里同志说,这醋买来几天了,天天吃都没问题,昨天下午还吃的。只是今早吃的稀饭馒头,没有动醋桶。昨天晚饭后,全班离开伙房是班长锁的门。今早钱得龙和小王一起来开的门。门、窗、锁都是完好无损,也没发现有可疑的人出现。

难道是钱得龙今早趁做早餐时放的?找小王问,小王证实,钱得龙和他起早床,开门的钥匙是临时从班长那里拿的,钱得龙空着手,两人进炊事班,小王就没离开过伙房,添柴都是钱得龙干,除二人一起进库房抬过面粉外,钱得龙就没有进过库房。小王说得斩钉截铁。

▲二所所长的赵梅君。

钱得龙没有作案可能,那就重点调查在昨晚至今晨管伙房钥匙的人。“钥匙就是班长管着” 。

“班长是个老兵,共产党员,年年五好战士,这样的战士会投毒吗?根本不可能”。谢教导员如是说。

还得找班长。我们翻来覆去问班长，调查去调查来,班长突然说: “昨晩9点来钟,邹良举找我要面条,说晩上要煮夜班饭。当时我正端着盆去洗澡,就把伙房钥匙拿给邹良举,叫他自己去伙房拿, 我冼完澡回来,邹良举就在他宿舍门前把钥匙还给了我。”

邹良举?我的毕节老乡,一起入伍关系密切的战友。新兵分在院务处，是院首长的通讯员，第一年入团，第二年入党，提任通讯班班长，然后由部队保送到军区护士学校学习。才从学校毕业回来,提干部不到三个月 。他应该算我们这批兵中进步顺当的人，也是部队培养的人。

我调政治处时，他是通讯班班长兼杨豫生政委的警卫员。我和他参军以来，关系一直很好，像亲兄弟一般，经常在一起聊天。昨天晚饭后他还到我宿舍侃了半天,都是吹如何搞好工作、 如何干出一番事业，报答组织培养等，他怎么会投毒?

我觉得邹良举不可能干这种傻事,他凭什么要投毒?部队这样培养他,一个农村兵,刚刚提了干部, 而且他正在与一个女护士热恋。从那方面想，他都不可能去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他在顺风顺水之时，发什么邪?

谈到邹良举拿炊事班钥匙，赵梅君所长讲了一件事,说三四天前的一个晚上,大约是深夜2点钟,他夜起小便,见一个人扛着几块红木板从服务社那边下来,他迎上去,一看是邹良举。赵所长问他,这么晚了,你从哪里去扛木板?邹良举慌慌张张的说,我老乡罗永泽给的。

第二天听说家属房一干部的木板被偷,赵所长就去问罗永泽,是否送木板给邹良举?罗永泽说：“我哪有木板送他?那晚我查哨,在小溪边遇到邹良举,他正扛着几块板子从家属房出来,他说是他请人砍的红椿木,叫我不要跟任何人讲”。

▲后排左为邹良举（左图），在二所破案时我常骑车去勐腊县城搞调查（右图）。

赵所长把事情搞清楚后,出于对邹良举的爱护,把邹良举狠狠批评了一顿,并严令他把偷的木板送还人家。

赵所长讲的情况很重要,我们找罗永泽,他说的和赵所长说的一样。于是我和谢恩发教导员秘密地展开对邹良举这几天的行踪进行调查,有人反映,邹良举三天前去过县城。

我们到县农资公司,请销售员查一查,三天前卖过的乐果去向。

一查,那天卖出5瓶乐果,有4瓶有公社证明,据一个中年妇女回忆:“那天上午10点,进来一个穿新干部服的军人,有点胖,他说是边防团的,蔬菜长虫了,要买农药去喷,我们给他介绍说,乐果最好,他是军官,又是部队要买,他答应过几天补证明来,我们就卖了一瓶给他。”

我们把邹良举的照片拿给销售员看,他们说:“是了,就是这个解放军”。

▲提供重要线索的罗永泽（左图），参加监管邹良举的余显德（右图）。

这还有疑问吗?这个邹良举。

我们迅速向院党委汇报侦破情况。院党委决定:对邹良举隔离审查。

邹良举这小子,当我们把他叫到二所所部办公室谈话时,他竟然嬉皮笑脸的。问他这几天行踪,他说:“我的行踪吗?我天天陪你(指我)玩呀。前天晩上我不是和你在一起吗?我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

有人就到杨豫生政委处反映,说邹良举投毒前,和余泽江来往频繁,余泽江破这个案不合适。杨政委就对杨松林说:“下面反映,邹良举和余干事关系特别,他办这个案不恰当,应该回避。我对他们说，要相信同志，要相信余泽江对党的忠诚。

因为他们是老乡，就怀疑余泽江会袒护邹良举，那么，邹良举还是我的警卫员呢，我这个党委书记也该回避？”杨主任说:“我相信余泽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会坚持原则的,事情还没个结论, 如果这个时候就把小余换下来更不合适,如果余泽江在邹良举投毒问题上坦护,那就说明他觉悟太低,这也算对他一次严格的考验吧。”

我也清楚,全院上下都知道我和邹良举是老乡,关系也好,如果邹良举一直耍赖,我可就说不清,讲不明了。我把想法向杨松林作了汇报,他严肃地说:“一个政工干部，连这点考验都受不了,还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吗?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脚正哪怕鞋歪？”

我是忠于党的，面对“好朋友” 犯事，我一定秉公办事，决不顾及老乡情面，决不以感情代替工作。我抛开个别人的闲言碎语，继续抓紧破案,经两天的交待政策, 心理输导，邹良举终于交待了投毒的全过程:他去偷木板,被赵所长发现,挨了批评,他就认为赵所长整他,他想给赵所长制造点麻烦,就去县城买了乐果。

那晚从我宿舍里吹牛回去,正遇炊事班长端着盆去洗澡,他平时和班长的关系很好,就借故要面条取得了钥匙。他说他不想毒死人，只想制造点混乱。到炊事班后，想乐果味很重,放在醋桶里炊事班用时一定可以闻出来。邹良举还带我们去稻田里找到他丢弃的那个乐果瓶,经县农资公司售货员确认,就是邹良举买的那一个瓶子。

▲邹良举(中)。

情况完全清楚了,院党委决定,限制邹良举的行动自由,抽二所余显德等四人看守邹良举,继续对他进行审查。

这时张文新回来了,他是保卫干事, 邹良举投毒案理所当然归他管。我把案件侦破的所有资料移交给张干事,回政治处干我自已的本职工作,必要时也协助张文新整理案件材料。

这个邹良举，做出一些事,真叫人不可理解。那天晚上医院放《创业》电影,余显德他们三人值班,大家都想看电影,余显德就让另两个去看电影,他负责看守邹良举。

邹良举就对余显德说:“我们是一个区的老乡,我不会害你。你锁着门去看电影吧,还怕我飞了不成？”余显德是老实人,听了邹良举的话,也就信他了,把大锁上起,就去看电影。

电影散场,余显徳他们回来一看呆住了:关押邹良举的门被劈开,人也不见了。一看，桌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首长和同志们,我很久没出去玩了,我出去走一走,斧头我也借用,我不会跑的,你们也不要找我,我玩够了会自己回来的。邹良举”。

余显德他们吓得三魂少二魂,赶快报告。杨政委、杨主任等首长赶来,这邹良举还带了斧子。医院有外事伤病员,他对医院情况又熟悉,如果他用斧去砍伤了外事伤病员,那麻烦事就大了。

全院紧急行动,严控病房,从院长、政委到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全部参加加岗加哨,严防邹良举行凶。真是搞得风声鹤唳,高度紧张。

余显德大哭起来,他是直接责任人,又是邹良举的老乡,如果邹良举真是再做出什么事,他怎么向组织交待?那把斧子又是他们带到大礼堂值班室的,平时都是藏好的,怎么被邹良举发现了呢?

全院一晚不得安宁,第二天七点来钟,只见邹良举提着斧子,一揺一晃像无事人一样,从曼帕寨方向回来,三所外科布控岗哨首先发现了他。首长们指示:严密监视,看邹良举会采取什么行动,一旦他接近外事病房,就实施抓捕。

邹良举大揺大摆,沿大道一直走到大礼堂看守他的那间房,把斧子往地上一丢,就躺倒在床上,说:“我叫你们不要找我嘛,如何?我回来啦”。

张文新气得脸发紫,抓住邹良举,把他从床上提起来,叫拿绳子把邹良举捆起来。余显德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给邹良举几拕, 口中还骂道:“你害我不浅”。打着哭着,伤心得不得了。

▲残存的一三九医院二所。

有了这次教训,对邹良举的看管更严了。后来,医院上报军区,认为邹良举关在医院,危险性很大,要求押送到昆明。军区同意,邹良举就被押解走了。

军事法庭以邹良举投毒罪,判处邹良举有期徒刑四年。后,据说因邹投毒未造成恶果,改判免于刑事处分。邹又回到医院, 被撤销干部身份，作战士复员处理。邹回家乡后,天天喝酒,于2000年酗酒身亡。

侦破邹良举投毒案,对我真是一次严格的考验。

十二、一字之师，做人写文章一定要实在。

1974年某一天，政委杨豫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一张《国防战士报》摆在我面前，严肃地说：“你看看你写的文章。”我一看，是今天刚到的《国防战士报》，上面登载了我撰写的《果香飘满军营》。

叙述139野战医院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在老院长张民杰的带领下，在营区、在病房、在周围山上和小溪边广种各种水果，使营区一年四季果香味飘荡，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舒畅、干劲昂杨的事实。报社还加了按语：“139野战医院驻守在勐腊边防，条件艰苦。

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年来，一如既往，绿化美化环境，使果香飘满营区，这是值得提倡的。希望全区所有部队，像139野战医院那样，把营区绿化美化起来，给官兵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杨豫生政委（左图），杨政委与夫人（右图）。

我看了看报纸，说：“是我写的，没什么错啊？全是事实。”

“小伙，请你好好看看，全是事实吗？”杨政委拿起报纸，扬了扬。

我接过政委手中的报纸，重新读了一遍：“政委，我真不知道这文章有什么毛病。”杨政委让我坐下：“写文章和做人，一定要实。你看，现在梁效(文化大革命中两校的笔名) 的文章有几个人读？全是假话。

你们搞新闻报道的，一定要实，不要想入非非，更不能捏造、说谎或噫造不实之词。譬如你这篇文章，立意是好的，事实也如此。但是，你造了一个假。今天报纸一到，就有人拿着报纸来找我告状，说你造谣，无中生有。”

▲杨豫生政委全家照。

我有些接受不了，突地站起来，青筋在脸上暴跳。

杨政委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不要激动，你认为同志们的反映不实际吗？请你看看这句话。”我看了看政委手指指着的报纸上那句“两鬓斑白的老院长” 一句，政委说：“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院长哪来的两鬓斑白？这实际吗？”

我心里一惊，老院长在太行山抗日斗争中，头部患了重疾，由于没有医药，造成整个头皮结疤，一根头发都没有。因而，不管勐腊气温多高，老院长一年四季都戴着军帽，这是全院官兵人所尽知的，哪来的两鬓斑白？。我写文章时，怎么就这么粗枝大叶？这真是无中生有呀。

杨政委见我明白文章用词不实之后，语重心长地说：“写新闻报道，报纸一登，成千上万的人在读，如果有一个字不符实际，人家就会推翻你这篇文章，也会认为你写的东西在造假。譬如这篇文章，整篇都是事实，但这两鬓斑白几个字，就给知情的人造成反感。”

我大气不敢出，认真聆听政委的教导。

政委又从办公桌上翻出一张《国防战士报》，指着我在上面发表的通讯《还地》，说：“你这标题就有问题。”

这篇文章是我三个月前写的。事情是这样的：由于139医院各个医疗所(部分医务人员)从越南、老挝撤归建制，病房、托儿所、家属房、大礼堂等需新建和扩建。经勐腊县革命委员会行文批准，征用曼帕寨耕田58亩作军队用地。

院党委认为：曼帕寨人口多，水稻田少，医院征用了几十亩稻田，给曼帕寨粮食收入造成了损失。院党委征得县革委和红旗公社批准，号召和组织全院官兵利用节假日和工余时间，在医院下方去红旗公社方向，开垦出70多亩稻田。

把医院所有粪肥挑到田里，插上秧苗，交给曼帕寨，使曼帕寨当年就获得好收成。我就以此写了通讯《还地》，《国防战士报》、《云南日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都采用了。我一直都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还地？军队是人民子弟兵，那来的地？江山是人民的，一切都是人民的。譬如我们用了曼帕寨的稻田，这是地方和人民群众对国防建设和子弟兵的支持，我们是看到曼帕寨群众利益受损失，出于爱民，用点劳力回报人民。

我们开垦出的这70多亩地，在未成稻田前，它也不属于139医院，也是勐腊县的，范围缩小点，是曼帕寨的。我们只是帮助曼帕寨开垦出了这坝田，弥补我们征用曼帕寨稻田的损失而已。《还地》很不准确，虽然几家媒体都这样用了，还是值得认真商榷的。用成垦地，如何呢？”

真是一字之师啊！

▲139 医院全景。

“写文章、做人都要实。”杨豫生政委对我的批评和教诲，使我想起马永龙秘书讲的一件事来。

1971 年下半年某天早上出操时，院部炊事班司务员彭某某宿舍被盗。彭放钱的抽屉被撬开，里面放的公款被盗走。当时怀疑是彭监守自盗，随即成立专案组。抽调了院部管理员余书权、二所护士曹缓州和马永龙对彭进行专案审查。

经几个月的审查，专案组认为是彭伪造的作案现场，因为彭在事发前几天，去电工房借尖嘴钳。电工房的人没借给他，但随后尖嘴钳就被人偷走了。而被撬抽屉上的痕迹经送军区保卫部鉴定，认定作案工具是尖嘴钳。

尽管专案组在审查期间对彭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同时还辅之车轮战、站高凳体罚等逼供手段，但彭的交待时反时复。承认是他作案后，追问其赃款下落时他又翻供。

几个月下来，专案组认定系彭监守自盗。杨政委仔细听了汇报后，认为电工房丢失的尖嘴钳系彭拿走缺乏证据；二是如彭所为也没查到赃款下落；三是彭一贯表现诚实肯干。院领导经研究后，决定恢复了彭的司务员工作，解散了专案组。

几年后，院里在审查邹良举投毒一案中，邹承认是他趁早上彭去出操时，潜入其宿舍，撬开抽屉盗走了里面的钱，而且在院部公厕内起出了用塑料纸包着的赃款。马永龙感慨地说：“非常庆幸有杨政委的把关，使小彭没被冤枉处理。”

一切以实事求是为准则，这是杨政委的一贯作风。

▲杨豫生政委(二排左3) 与各处、所领导干部合影。

杨豫生政委，河南洛宁县人； 1947 年 9 月入伍在四纵队青年教导队任学员；1950 年 3 月入党；1949年 7 月至 1951 年 7 月在 13 军任政治指导员，1952 年 9 月云南军区速成中学训练大队学员，1954年 8 月至 1963 年 7 月在思茅分区任助理员、科长。

1964 年 8 月调后勤 22 分部政治部任保卫科科长；1970 年 8 月调 139野战医院任政委；我在139的10年,正是那个特殊的岁月，也是杨豫生任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的时候。那时，139医院执行着国际医疗保障任务,不管来自什么国度,什么派别,或是高官、或是平民,我们的服务都是那样热情,那样全心全意,那样无私奉献。

有一个越南人民军伤员,对于中越两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常表现在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上。不管我们做得多好多周到,他都可以挑剔。那时我们国家还很穷,伤病员供应有一定标准,再说在遥远的勐腊边彊，就是有钱也买不来物资呀。

▲139野战医院长期担负着援越、援老国际主义任务。

有一天这越军伤员提出要吃活虾,医院立即上报分部,分部急派人送来干虾米,这是何等待遇啊。炊事班煮好虾米,我们护士兴高采烈将虾米菜送到他床边。没想到这伤员将虾米连碗一下砸摔在地上,嘴里叽哩哇啦嚷个不停。

翻译来了,才知他闹着的是要吃鲜虾。翻译给他讲,勐腊不沿海,也不通航,鲜虾无法运到。这伤员说:“你们不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吗？中国大地不都一片红了吗？怎么连点鲜虾都没有？”

我们心里直冒火，心里说:“我们人民还有很多连饭都吃不饱呢,我们是勒紧裤带搞施舍、搞援助,还不知足”。但嘴上是不敢讲的，确实，我们的报纸、广播天天讲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大后方。讲这些话的人(康生之流)给我们援外工作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这个越南伤员还坚持要见院领导,提抗议。

杨政委亲临病房, 给这个越南伤员讲了我们的困难。这越南伤员仍不依不饶。杨政委立即向昆明军区外事部门打电话汇报，要求军区转走这个伤员。接电话的人要杨政委“委曲求全，给越南伤员赔不是”。 杨政委发火道：“我们条件就这样，没有什么错，道什么歉？”执意坚持将这越南伤兵送回他们国内。

▲杨豫生作为党代表，出席了24分部党代会。

还有个越共伤员,据说是个越共中央高级干部。他在越南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伤,送到我们医院时,伤口已经化脓感染。

我们医院当时还没配备吸脓设备,为了及时救治, 为了扩创清洗,我们一个护士只得用嘴去为他一口一口吸掉恶臭的脓液。吸着吸着,这伤员竟然将我们护士一脚踢开。大声吼起来:“为什么咬我？”

医生护士气得义愤填膺。这种人还有点人性吗？杨政委赶来,问清事由,对那伤员说：“为了挽救你的生命,我们只得这样做。请你配合。”那越南军官要求：“开除这个护士。”杨政委严肃地说：“护士没有错，还要给他嘉奖。”

那位越高官对杨政委的答复很不满意，说：“我要向中共中央提抗议。”杨政委掷地有声地回怼：“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也会如实向上级汇报。”院党委开会讨论这件事时，有人说：“外事无小事，这个伤员是越共高官，得罪了他，我们怕担待不起。

给他作个道歉，给护士一个处分，求他原谅算了。” 杨政委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什么话？不管他是什么高官，我们没有错，怎么道歉？我们的护士更没错，不但不能给护士处分，还得嘉奖！如果不坚持原则，单靠我方委曲求全，能处理好两党两国的关系吗？”

党委统一了思想，如实向军区写了汇报，并以医院党委名义发文，为那位护士嘉奖。后来，军区接到那个越共高官的信，也收到139野战医院的汇报，派了个工作组到139医院，核实调查，认定护士为其吸脓血是白求恩精神，值得嘉奖；院党委实事求是处置，应该肯定。

最后由越共驻昆明办事处出面，向139野战医院道歉，把那个越高官伤员转到昆明总医院而结束了这次纠纷。

1974年，139野战医院申请修建大礼堂，得到分部批准。没图纸，杨政委到108、0291等部队求援，自己带着院务处管工程的人员绘制；没有资金，院领导带领全院官兵，自己上山伐木、建砖瓦窑烧砖瓦；组织官兵学习当泥水工、建筑工。

大礼堂盖了一大半，上级来了通知：“停建楼堂馆所。139大礼堂也在停建之列”。 眼看全院官兵的辛勤劳作就要半途而废。院党委召开会议，大礼堂是停还是继续搞完工？

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应该服从上级通知，如果继续建，追究责任谁也担当不起；一种是我们建大礼堂是在文件出台之前，没要国家拨款，全是自力更生，不在上级禁止之列，应该抓紧时间完工。

关键时刻，杨豫生表态：“大礼堂已建了大半，又没要国家一分钱，如果现在停下来，就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就是损害官兵利益，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收尾工程完成，给全院官兵一个满意的结论。也给全院伤病员、干部战士、家属孩子和周边各族群众一个休闲的环境。我是党委书记、政委，上级追究下来，要受处分，由我负责。”

杨政委的表态，得到大多数党委成员的拥护和支持。大礼堂没停一天工，坚持把收尾工程做完。一栋壮丽而漂亮的大礼堂，矗立在南腊河畔，成了勐腊县标志建筑。不仅给139医院工休人员提供了开会、娱乐的场所，连108、0291部队及勐腊县机关有时也来139医院大礼堂开会或迎接上级慰问活动。

▲官兵在自己修建的大礼堂娱乐，个个心花怒放。

大礼堂落成不久，昆明军区来了个检查组，开始气势很凶，把139医院建大礼堂作为违规建筑，定为“顶风违纪” 。

杨政委检讨说：“139医院地处边疆，一千多名工休(伤病员) 人员没一个集体活动之地，我们没伸手向上级要一分钱，全是全院官兵用双手双肩创造，盖个礼堂便于开会和娱乐，加上，我们修建大礼堂之初是得到分部批准的，土地征用有勐腊县革委的文件，后来才有的禁令通知。通知下来时，已完工五分之四的情况下停建，那就伤害了广大官兵的辛勤劳动和付出的牺牲，造成不应有的浪费。如果这是错误，由我这个党委书记、政委负一切责任，撤职、降级，我都愿承担。”

军区工作组忙乎了半个月，得出的结论是：“139医院修建大礼堂是在中央文件之前进行的，没有要上级拨款，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合规合法，不属违建范畴。”事实证明：杨政委和院党委坚持完成大礼堂收尾工程的决定是正确的。

杨政委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139医院官兵树立了榜样，也教育和鼓励着我们努力上进，找准人生底线。一辈子听党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写在后面的话：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怀、同志的帮助。虽说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外因的启迪和引导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我当兵的第一站是139野战医院。也可以说，139医院是我人生三观奠基的地方，是我政治思想成熟的摇篮，也是我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一个军人的大熔炉、大学校。

我怀念139野战医院，怀念关爱和培养我进步的首长们，怀念曾帮助和启迪过我进步的战友。同时，更深情地怀念部队那火热的战斗生活。几十年来，每每梦中亦经常回到勐腊那条深山沟里的139野战医院，脑海中不停地翻滚着在部队成长的每一天和每一个首长和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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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泽江，蒙古族，作家，笔名：詹育。大专文化，中共党员，贵州省毕节市人。 1968年11月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卫生员、政治干事、指导员、师政治部战地新闻报道组长、昆明陆军学校政治教官。1985年4月转业地方，历任主任；局长、党组书记；秘书长。

一生以爬格子为己任，著有长篇小说《三节草》、《惜别凤颈桥》、《贤妻似镜》、《情已了》；纪实文学：《淬炼年华》、《山路弯弯》、《有故事的人生》等；编著《七星关区史志人物选》、《密林一三九》、《七星闪耀》等大型文献；成书有《泽江获奖作品选》、《泽江散文集》等作品。2009年退休，现居住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社区。

编辑：毛 秘《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