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点茶法由于自上而下的喜好，成为两宋社会的茶饮时尚，但在更为广泛的士人群体中，煎茶更加受到推崇。点茶法之所以风行，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切相关。但贡茶同时又是“地方官员非规范化竞争谋求晋升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地方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迎合上层的喜好，不惜劳民伤财，这成了贡茶制度受广大士人诟病之所在。正是因为士人对点茶法所指涉的一系列社会意涵的不满，因此有意选择煎茶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与点茶法旨趣迥异的实践方式。

（一）煎茶法的政治意涵

扬之水在《两宋茶事》中指出，由于点茶的高潮在于“点”，在于纯白茶色的展现，因此需要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等各方面的完美配合，而“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点茶和煎茶的另一个差别是，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

但煎茶之所以得到士人的推崇和实践，不仅在于审美上的差异，也不仅在于适用场景上的分野，而更多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苏轼的《荔支叹》就是一例，现摘录如下：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该诗苏轼从荔枝讲到茶叶再讲到菊花进贡，都是臣子争先邀宠各出巧意，以满足皇帝的口腹之欲，结果使得佳物反而成了农民的祸患。“君不见”二句苏轼自己注释道：“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这里的粟粒芽指的是武夷的上品茶叶。前丁后蔡指宋朝丁谓和蔡襄。丁谓在至道年间（995—997）任福建路转运使监制龙凤贡茶。随后蔡襄（字君谟）继任此职，督造贡茶。在宋太宗诏制的龙凤等茶之外，又添创了小龙团茶，仁宗心悦，将小龙团纳入贡茶范围之内，并在第二年下诏第一纲贡茶全部进贡这种比龙凤茶更为精细的小龙团。

蔡襄此举一出，便受到当时人的批评，宋人陈东在《跋蔡君谟〈茶录〉》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富弼得知蔡襄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时，大为慨叹：“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谄媚皇帝投其所好这种事情是大丈夫所不齿的，蔡襄制造精细化贡茶的行为便被士人所诟病。蔡襄此举使得此后北苑贡茶的数量和精细程度都层层加码，民不堪其扰。

宋人李光在蔡襄《茶录》的跋中亦批评道：“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独字画也。然玩意草木，开贡献之门，使远民被患，议者不能无遗恨于斯。”到了宋徽宗时期，精细化之路愈演愈烈，宣和二年（1120），福建路转运使郑可简再别出心裁，创造了用“银线水芽”制作的“龙团胜雪”，成为宋徽宗心头好白茶之外的头等贡茶。贡茶扰民，因此与贡茶紧密相关的点茶法一并受到冷落，在这种情况下，煎茶成了士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方式。

（二）茶器之精简

煎茶法不似点茶那般需要繁复的点茶工序，只需将干茶茶末直接放到开水中去煮即可，因此在茶器的选用也与点茶大不相同。茶器本身也是实践者态度的表达。以苏东坡的《试院煎茶》为例：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

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

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

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

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

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这首诗作于熙宁五年，苏东坡在杭州监试。当时用王安石议，改取士之法，有点讽刺的意思在，因此，苏东坡这里“实在是借煎茶而表现了一种姿态的”。

苏轼这里讲了两个与茶相关的人：唐代李约和北宋文彦博。李约因其操行而闻名于世，为人恬淡，最终弃官归隐。李约爱好饮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并且常对人说煎茶需要用明火和新鲜的泉水。这里讲的北宋潞国公文彦博的故事，强调的是其对茶器的使用，讲的是煎茶所用之具，而不是点茶所用之具。诗中“银瓶”指的是银制煎水汤瓶，是点茶的用具。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即在点茶法中金银所制的汤瓶被认为是上品。而苏东坡这里则强调银瓶点茶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世人尚不能明白古人的煎茶之意。

下面他讲到了煎茶所用器具“砖炉”“石铫”。砖炉亦即风炉，是煎茶煮水的用具。“铫”是煎茶时煮茶容器，又称“铛”，雅称为“鼎”。一般带柄有流，也有把柄换成三股交合提梁的煮水器。苏轼在《次韵周穜惠石铫》中专门写了“铫”：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苏轼这里指出石铫的两大优点，一是煎茶不会有铜铁的腥涩味，可以保持茶之洁，茶之清；二是石铫体型小，轻便，不像大鼎那样有折足之虞。之所以轻便重要，在于煎茶常常发生在野外，士大夫们到山林清幽之处，或一人或两三好友煮茶论道，轻便的煎茶器首先在功能上满足了这种需求。

（三）茶人之追慕

煎茶对茶器之简的推崇与点茶中对茶器之精的强调大为不同，这种精神之源还是在于陆羽的《茶经》。《茶经》有大量的篇幅写了茶产、茶品、茶具，宋代的大部分茶书按例大量阐发如何生产制作好茶，如何用恰当的茶器冲点出好的茶汤。但正如扬之水所指出的那样，《茶经》中最有意味的文字是“九之略”：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荚、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嵒，引絙入洞，于山口灸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筴、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

陆羽在这一章中一改前面对于各种茶的程式的强调，开始化繁为简，使器物本身合于自然情境。在烹煮茶叶的时候，如果是在野外煎茶，则所带茶具便可精简。宋人对于煎茶所取亦是这种随顺自然的倾向。对于点茶来说，由于它所重是最后“点”的结果，因而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茶品、水品、器物都是服务于茶汤的表现。煎茶则服务于人，在有朗月清风和知己好友的情况下，茶之器具便不再是核心关注。

在“九之略”中，亦可以体现出陆羽本人的隐逸之风，宋代士人行煎茶之道，所取的便是陆羽的自然野趣和追慕陆羽的茶人品格。据《新唐书》记载，陆羽茶名广播天下，因此唐玄宗时宰相之子李季卿请其煮茶，结果“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更著《毁茶论》”。陆羽着野服所表现的隐逸旨趣，但被看重礼仪规制的上层茶文化所鄙夷，因此陆羽才写下了《毁茶论》。在《陆文学自传》中，陆羽从一开始便是以一位隐者、高士的形象示人：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谭宴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羽盖今之接舆也。

与陆羽同时代人对陆羽茶事的描写，更是强化了陆羽高洁隐逸的品格。譬如皎然《访处士陆羽》：“何山尝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孟郊《陆鸿渐上饶新辟茶山》：“啸竹引轻吹，吟花成新篇。乃知高洁情，摆脱区中缘（尘世的俗缘）。”隐逸首先是作为陆羽个人品格特征，又因为陆羽与茶的密切关联，其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印刻在茶叶上。

自唐代起，隐逸作为饮茶的文化身份确立了下来，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走向。在宋代的许多茶诗中便引陆羽以标示茶事之清雅，最为典型的是陆游，其诗“桑苎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作茶神”、“水品《茶经》常在手，前生疑是竟陵翁”等都以承续陆羽遗风自居。前面提到点茶对于茶之“清”，重在器之得宜（衬托茶）、茶品之白、茶艺之精准。《大观茶论》唯一一处提到陆羽的地方，是引用其所说的话：“杂以卉莽，饮之成病。可不细鉴而熟辨之？”强调的还是茶品的纯净。而煎茶则不同，“清”体现在茶器、茶艺的古意，以及对茶之先贤的追慕，即将陆羽从具体的茶论之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典范来使用。

（安根团队摘自颜燕华：物性与品格：宋代饮茶实践中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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