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之歌是谁演唱的（历史上）

吕远先生，作曲家，有名音乐家、被誉为“人民音乐家”、有名词曲作家、享誉海内外的我国老一辈作曲家。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以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农村姑娘唐招娣的恋爱结婚为线索，讲述了三个家庭之间对于生儿育女、男婚女嫁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中的两首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当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那小青年一听，觉得这可新鲜得了不得，实际上它并不新鲜，几十年前就有的。但是那时候觉得很新鲜，年轻人对新鲜性是非常敏感的，这新鲜东西它就非常有兴趣，一有兴趣它就容易传，就你传我、我传你，用现在的网上话就“围观”呗，就造成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甜蜜的事业》拍摄于1979年，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摆脱多年的禁锢。谢添在文革后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拍的。他这个人很乐观，等文革之后、解放出来了，他马上又搞喜剧。你想搞喜剧就搞那个叫做《甜蜜的事业》，是第一个、文革之后第一部喜剧片，没有人敢搞，他又是站出来搞了。

对于《甜蜜的事业》这样生活化的喜剧片，老百姓已经多年没有看到了，既然是喜剧片、谢添对电影的插曲自然有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新颖。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吕远和他的老搭档唐诃身上，当时吕远在海政文工团工作，而唐诃在北京军区文工团。虽然单位不同，但作为好朋友，两人合作过的歌曲却不少，可是这一次为《甜蜜的事业》作曲，这对老搭档的顾虑却很多，当时国内的艺术创作环境虽然已经大有改观，但是要冲破多年的禁锢、真正解放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但幸运的是吕远这一次遇到的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导演谢添。自己记得那时候在长途电话上，自己那时候在开会，是武汉还是在重庆，武汉、打长途，那时候打长途电话是很奢侈的，谁拿它打长途，电话都很少的。打长途电话了不得的事，他在电话里就一个劲儿唱，他不停地唱、怎么唱，他启发他们，希望他们能写得新颖一点。在谢添导演的一再鼓励下，吕远的创作放开了手脚，他大胆地采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前卫的创作手法。所谓前卫一点儿的是《甜蜜的事业》那两首歌的伴奏、文革后期的音乐配乐，要么就是管弦乐团、要么就是民乐团，那时候没有其它的乐器，轻音乐的乐器是不可以的，那么谢添“谢大胆”，他就要求呢、弄新点儿、弄什么，当时也巧，说好多偶然因素碰到自己这儿来了，所以自己说这是偶然造成的，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的。当时有一台电子琴、中国第一台电子琴，好像是一个华侨朋友送给中央乐团的，那时候还叫中央乐团、送给中央乐团一台电子琴，那时候没见过电子琴，大伙儿都是第一次见，这电子琴里面还有节奏，现在这很普通了，它其中的键子有各种音色，有一个键子统称键子挺亮，音色很亮的一个键子，那么这就是一个特殊条件了。这就是说，过去没有过的，再一个就是当时那个乐队、自己就把六弦琴加上了，现在叫木吉他，吉他就是手弹的这种，自己就加上一个木吉他，还加上了一个夏威夷吉他，好像还加上了一个什么，再加上电子琴，再其它的就是弦乐了什么这些东西。

旋律优美而富于变化，格调清新而朗朗上口，再加上配器方面大胆地使用了电子乐器，电影《甜蜜的事业》这两首插曲像一阵新风吹进了观众的心怀。所以就说好像有新意，如果说要是有新意的话，应该说谢添这个人他有这种咱不说超前意识，至少他勇敢、他敢于突破，他敢于从已经有的、那个大家习惯了的四平八稳的不会出问题的这种艺术形式里面穿过去，他敢用，因为他敢让自己用自己才用。电影《甜蜜的事业》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出现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出现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音乐。而吕远，就是那个紧紧按住时代脉搏的作曲家。你换了这个社会环境，你也这样写，那现在写的比这个多的有的是，它(歌曲)未必都全国都流传，因为你恰好反映了这样一个，我们生活充满阳光，大家都呼唤阳光、喜欢阳光、向往阳光，那你这个阳光才可以唱起来，那现在大家之所以还能唱，是因为我们还希望有阳光，我们生活里要有阳光。

翻开吕远半个多世纪以来厚厚的创作目录，《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巜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千多首歌曲让人感叹吕远的才华与成就。身为一名作曲家，怎样才能创作出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吕远的回答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抓住时代的脉搏、为人民写歌，这也是吕远多年来创作的追求。然而，吕远说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自己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1929年，吕远出生在丹东一户普通人家，还在年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喜欢上了音乐。那时候他父亲有一个朋友，到他们家来串门、大概是，给他和他两个哥哥一个人一把口琴，这个口琴叫“石人望”，现在人可能不知道了，七八十岁以上的人认识，好像是上海的一个品牌吧，叫“石仁旺”(石人望)，叫复音口琴、当时叫复音口琴。一个人一把口琴，然后就开始拿口琴吹，开始吹调、一开始也没有人教，就这么吹、吹，就开始了，就觉得好像音乐是很美的。

口琴带着吕远走进了音乐世界，后来他考入临江矿产学校。在学校的乐队里，他有机会学习到小提琴和作曲。西洋音乐的美妙让吕远沉醉其中，也让他萌发了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1945年，八路军到了临江县、接收了吕远所在的矿产学校，不过、此时正醉心于西方音乐的吕远觉得八路军带来的音乐太土。只是觉得那调太土，你想啊、搞洋乐器的、拉那些洋曲子的 突然一听这个，那当然就不太接受，包括《兄妹开荒》。自己记得自己在演奏的时候横竖觉得不好听，好像这个不叫音乐。

虽然一开始，吕远对民族音乐并不感兴趣，然而在参加了解放区宣传队的文艺演出活动之后，吕远开始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会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包括《东方红》那时候一开始、一开始我们唱，好像觉得太简单了，后来变成像李焕之他们改成大合唱的《东方红》，你不会觉得它怎么太土啊、怎么太低级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有艺术上的一个升华的问题，另外还有感情上的问题，因为你不了解当时所说的工农群众的感情。1950年，吕远进入东北师范大学读书，在这里，他对音乐应该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经常到民间采风、让他有机会对于民族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和音乐道路的基础。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美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越学越觉得深刻、越觉得丰富，特别是大学出来以后，在大学这几年呢，自己基本上有一个东西是定下来了，就是知道音乐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且说到底，音乐的主人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得听主人的。任何时候只有主人，我们是仆人，仆人是给主人去服务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就要去学，一学才知道这个民族音乐这么丰富啊。

在东北学习的四年时间里，吕远深入学习了评戏、二人转、京剧等民族传统艺术形式，认识到了民族音乐的丰富内涵。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自己来说才构成了自己能够创作一些让人民群众接受的歌曲，构成这么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段的刚才自己说的理论上的认识、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包括后来实践上的学习，那自己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1954年，吕远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建筑文工团，当时身为一名作曲，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音乐作品表现当时建设战线的新气象。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克拉玛依这个名字。当时是看到一个报道，还是内部的，还不是大报纸，说是在新疆有一个地方打出油来了，自己一看这个、太值得唱了，那就是唱吧、唱又没有词，在当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专门写歌词的人在那儿等着写歌词，因为现在歌词能卖钱。那时候没有几个，谁来专门写歌词、有时候写剧本的写什么的，人家给你写一个词，都是自己在那儿写词、也没有词，找了半天也没有，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名字，哪儿有、那就编，编了半天没有编下去。虽然歌曲没有编出来，但吕远却一直想着这件事，1958年吕远到兰州工作，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建设兰州炼油厂，用于提炼克拉玛依出产的石油，这让吕远觉得他和克拉玛依还真的很有渊源。兰州那个地方，就是克拉玛依打出来的油在那儿提炼，现在不叫“兰炼”吗，兰州炼油厂。第一次搞起那个，就挺兴奋的，看了一下资料，包括看了电影，那时候苏联拍了一个片子，叫《阿拉木图——兰州》，中间就有克拉玛依这一些资料。从1957年开始，吕远便酝酿创作《克拉玛依之歌》，他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到村里的一户人家去搞创作，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凭着模糊的想象，吕远创作完成了《克拉玛依之歌》，这是新中国第一首歌唱中国石油的歌曲。经歌唱家吕文科演唱后传遍了全国。那时候经常收到信都是要歌片的，它不像现在所谓叫粉丝 fans，它不是，写信的人都是能找到的、知道是哪儿的人，然后就写个信、去要歌谱。你给我寄个歌片吧，那时候歌片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手段，都是抄、抄一份给他，顶多就是油印的寄给他。但是像自己这种情况，有时候好多歌片应酬不了的就写个信道个歉，就是说我这儿没有歌片了，就是这样。那么也有的信呢，自己记得好像石油部的、石油学院的同学写信，说我们是听了这首歌走向了大西北，也有这样的。

从此时开始，吕远的作品渐渐融入了民族音乐元素，他的歌曲中充满了地道的东方韵味，尤其是那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自己记得第一次录这个歌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候没有电视台。就是现在广电部的那个大楼，当时我(他)们团就是中央建筑文工团有一个演奏家叫郭思永，他是用中胡模拟马头琴的某一些风格，所以现在你要找到最早版本听的时候觉得有点像，其实不是、就是中胡拉的。因为当时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这个团体把所有民族的一些特点都能够掌握，那么有中胡能够表现一定的蒙族风格也就算不容易了，所以也还算群众批准了吧。一开始那个，但是后来再演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后来就加上马头琴了什么这些。特别蒙族同志来唱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时候、蒙族同志唱，那他就是地道的蒙族风格。无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还是《克拉玛依之歌》，除了旋律优美动人，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和传唱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思想，知道音乐是为对方服务的，那么就去寻找对方接受的那些表现手段。不管它的曲调，还是它的旋律、它的旋法、还是它的调性、还是它的表现手段、包括它的唱法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就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此时，吕远已经从学习民族音乐元素渐渐进入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自如地运用民族音乐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创作实践和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他认识到艺术不是为自己创作，而是为那些喜爱艺术的观众。自己记得自己最早的那句话，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要为这个对象去服务，而你的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你当然就要写、必然要写，不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