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黼子佩（扬雄琴清英的乐府学价值）

扬雄《琴清英》是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批评专书。现所存见的《琴清英》为清代学者所辑录。《琴清英》的乐府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前乐府”批评的高度重视，开创了“题解类批评”这一新的批评方式，因而对汉代及其后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与影响。

扬雄（前53—18年），今四川成都人，以辞赋闻名于西汉文坛，一生兴趣广泛，著述丰硕。现所知所见扬雄的著作，除《扬子云集》外，另有《太玄》、《法言》、《方言》、《训纂》等。自明至清，《扬子云集》传世者，以其卷次言，主要有三种，即三卷本（明汪士贤辑），五卷本（《隋书·经籍志》），六卷本（《四库全书》）。2000年6月，巴蜀书社所出版的郑文笺注之《扬雄文集》（以下简称“郑注本”），亦为六卷本，其具体为：卷一、卷二、卷三赋；卷四书等；卷五颂等；卷六箴。郑注本另有附录十三篇，其中和有《琴清英》，但却颇可注意。郑注本将《琴清英》编入附录十三篇之末，也即编排为全书的最后一篇，其显然是将《琴清英》当作一篇文章以待的，实则为误。这是因为，《琴清英》是一本著作，一本着眼于“琴类乐府”批评的专书，对此，《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五十四《扬雄小传》有“《琴清英》一卷”者，即足以为之证。作为一种专书，《琴清英》之佚亡，最迟当在南宋中期前后[1]，故后人多不知其原委与始末。有鉴于此，本文特着眼于《琴清英》的性质特点、辑佚概况、文本辨识等，略作考察，并以“题解类批评”为切入点，对其乐府学价值予以观照与梳理。

一、《琴清英》与《琴清英》辑佚

《琴清英》成书于何时，因资料所限，现已不可考。作为一种著作之名，《琴清英》重在一个“琴”字。据许慎《说文解字》，“琴”古通“禁”，属弦类乐器。这种乐器，传说为上古的神农氏所发明，也有认为是伏羲氏所作，今本《琴清英》（此指《琴清英》佚文，详下）第一条之所主，即为神农说，故其开首乃有“昔者神农造琴”云云。而“清英”二字之所指，则为清华、精华、精英之意。所以，“琴清英”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琴之精华”的著作，即举凡琴事、琴辞、琴乐、琴演奏技巧等，乃皆包含于其中。琴作为一种乐器，在先秦时期广为流传，故当时士人大都能演奏，所谓“抚琴而歌”者，即为其例。请看《琴苑要录》引《伯姬引》之所载：

伯姬，鲁女也，为宋共公夫人，公薨，伯姬执节守贞。鲁襄公三十年，宋宫灭，伯姬在焉……伯姬之遇灾，援琴而歌曰：“嘉言洁兮行弥章，托节鼓兮令躬丧。歍钦何幸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2]

其中的“援琴而歌”，不仅为“琴”与“歌”的有机结合，而且也是商、周时期“琴类乐府”的一种主要创作方式。又如应劭《风俗通义·佚文》有云：“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抚弦而歌者三。”所谓“抚弦而歌”，即“援琴而歌”之谓，其所映的是，“浣妇”在当时也能“抚弦而歌”。类似之载者，拙著《商周逸诗辑考》所辑所考甚多，可参看，此不具述。

《琴清英》佚亡于南宋后，历元、明而至清，有三位辑佚家对其进行了辑录，其依序为王谟（公元1731—1817年）、严可均（公元1762—1843年）、马国翰（公元1794—1857年）。王谟所辑之《琴清英》佚文，编在其《汉魏遗书钞》，现藏国家图书馆之嘉庆三年刻本第二集中之第二十二种，即为《琴清英》（以下简称“王辑本”）。严可均所辑之《琴清英》佚文，编在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五十四之末，有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以下简称“严辑本”）。马国翰所辑之《琴清英》佚文，编在其《玉房山房辑佚书》之《经编·乐类》第三种，有广陵书局2005年、2008年影印本（以下简称“马辑本”）。三人所辑之《琴清英》佚文，所依文献虽不尽相同（详下），但却均为五条，且文字基本相同。郑注本共收《琴清英》四条（认为另一条是伪作，未收），并进行了相关语词方面的注释，但遗憾的是，其却未能就王辑本、严辑本、马辑本之佚文辑录，略作交待与介绍，此不能不谓其笺注之失也。值得注意的是，马辑本将《琴清英》编入“乐类”，并归入《乐书十三种》之列，表明《琴清英》乃为一部乐书，马国翰的这种认识，勘之书名“琴清英”三字，可知其不仅正确，而且较之王谟等人的纯辑佚而言，确属是要高明许多的。王谟据以辑录之书籍，依序为李昉等《太平御览》、郦道元《水经注》、欧阳询《艺文类聚》、《文选》李善注（每种辑本所依文献重复者不计，下同 ）；马国翰据以辑录者，依序为李昉等《太平御览》、吴淑《事类赋》、《路史后纪》罗萍注、郦道元《水经注》、欧阳询《艺文类聚》、李昉等《太平广记》、《文选》李善注；严可均据之辑录者，则依序为杜佑《通典》、李昉等《太平御览》、郦道元《水经注》、欧阳询《艺文类聚》、郭茂倩《乐府诗集》、《文选》李善注、马骕《绎史》。三者去其重，可知王谟等人所辑录之《琴清英》佚文，主要源于郦道元《水经注》、《文选》李善注、杜佑《通典》、吴淑《事类赋》、欧阳询《艺文类聚》、李昉等《太平御览》、李昉等《太平广记》、郭茂倩《乐府诗集》、《路史后纪》罗萍注，马骕《绎史》，凡整十种。这一实况所反映的是，扬雄《琴清英》在唐宋时期[3] ，曾多为学者所引录，则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藉此即可窥之一斑。

二、《琴清英》文本与文本辨识

如上所述，现所知所见之《琴清英》，虽有三种版本，但皆为清人辑佚所致，凡五条，且题作“一卷”。为便于认识与讨论，兹据严辑本，将五条佚文抄录如次，并用王辑本、马辑本略作校勘与笺注。具体为：

（一）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齐婬嬖，去邪欲，欲反其真者也。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校笺：“齐婬嬖”，王辑本、马辑本皆作“禁婬嬖”。“欲反其真者”，王辑本、马辑本俱无“欲”，“真者”作“天真者”。“天下治”，王本作“天下化”。

（二）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以美药，思唯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學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校笺：“自投江中”，马辑本无“中”。 “衣苔帶藻”，王辑本、马辑本俱作“衣荷带藻”。 “思唯养亲”，王辑本作“唯念养亲”，马辑本作“思唯念亲”。“船人闻”，王辑本作“船人闻之”。又，此条佚文本无题目，后人如钟惺、谭元春者，则作《子安操》，也有作《祝牧歌》的。（说详下）

（三）《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之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冡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

校笺：“卫侯女”，马辑本作“卫女”。 “终之以死”，王辑本作“终之已死”。

（四）晉王谓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处高台邃宇，连屋重户，藿肉漿酒，倡乐在前，难可使悲者。乃谓少失父母，长无兄嫂，当道独坐，暮无所止，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迟也。

校笺：“何子來迟也”，马辑本作“子來何迟也”。“当道独坐，暮无所止”，马辑本作“当道独居，暮无所止”，并引《文选》卷二十七《苦寒行》李善注，认为“当道二句，止作宿。”复次中华书局影印本《文选》卷二十七《苦寒行》，其中有云：“迷失故路，薄暮无宿栖。”李善注云：“扬雄《琴清英》曰：当道独居，暮无所宿。”

（五）祝牧与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无道，我負子戴[4]。

校笺：此条佚文原无题目，后人或作《偕隐歌》，或作《祝牧歌》（说详下）。

在这条五条《琴清英》佚文中，郑注本认为第四条乃为伪作，理由是“考子云之前，无有称晋王者，其非子云之作无疑。”[5]但上引《文选》卷二十七《苦寒行》之李善注，已是极清楚地写明为“扬雄《琴清英》”的，则李善所见者本应如此。又，王辑本、严辑本、马辑本之于此条，主要是辑录于《太平御览》卷五七五，而《太平御览》乃官修之类书，是专门供“御览”的，则其是绝不可将一篇伪作收入其内的。综勘之，此条当非为伪作，而是开首的“晋王”，或本为“晋侯”，而为抄工抄写时所致误，若此说不误，则“伪作”之说即可冰释。要之，存疑待考可也。

余下四条，第二条所载“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云云，与蔡邕《琴操》卷上《履霜操》之“尹吉甫之子伯奇”，在文字与内容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便于讨论，兹将蔡邕《琴操》卷上所载之《履霜操》，抄录其全文如下：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曰：“伯奇见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为人慈仁，岂有此也？”妻曰：“试置妾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奇编水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宣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词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6]

文中对于“伯奇至孝”的描述，不仅较为具体细致，而且还交待了《履霜操》为伯奇所作，以及对《履霜操》全文的引录，等等，内容甚为丰富。正因此，其文字量乃几倍于《琴清英》之“尹吉甫子伯奇至孝”。虽然如此，但还应注意的是，《琴清英》佚文写尹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后，乃作“子安之操”，也即尹吉甫当时即作了一篇《子安操》，而《琴操》之“《履霜操》者”一条，则对此无只子之载。两相比较，《琴清英》此条佚文若非伪作，就表明蔡邕《琴操》之所载，乃为“尹吉甫子伯奇至孝”的另一种版本，即其是故事情节较《琴清英》更为完整的一种版本。大约正是因此，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即将“《履霜操》者”一条进行了全文引录。就现所存见之有关“尹吉甫之子伯奇”的材料言，还不能证实《琴清英》的这条佚文为伪作，则《琴操》之所载者，就当为蔡邕在《琴清英》佚文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再加工。总之，《琴操》与《琴清英》虽然都载有“伯奇至孝”这一故事，但二者在文字量、故事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却是具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一实况表明，《琴清英》与《琴操》对于“伯奇至存”故事的记载，乃是各有所凭藉的。

再看第三条。第三条为“《雉朝飞操》者”，其与第二条所不同者，是此条的文字、内容，较之蔡邕《琴操》之“《雉朝飞操》者”，要具体详细许多。为便于认识，兹将二者抄引如次，以供参考。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之所作也。卫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即言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抚琴作操，故曰《雉朝飞》。

——扬雄《琴清英》

《雉朝飞操》者，齐独沐子所作也。独沐子七十无妻，出新于野，见飞雉雌雄相随，感之。抚琴而歌曰：“雉朝飞，鸣相和，雌雄群游于山阿。我独何命兮未有家，时将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蔡邕《琴操》

二者的区别甚为明显，这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二者的作者不同，《琴清英》为“卫女傅母之所作”，《琴操》为“齐独沐子所作”。（2）二者所述写故事的主人公不同，《琴清英》人物多至四人，且以卫女为主，《琴操》则只有独沐子一人。（3）二者的故事内容不同，《琴清英》所言为“卫女嫁于齐太子”，而《琴操》则为独沐子因“七十无妻”而“感之”。（4）《琴清英》的故事属于“单一式”，《琴操》则是故事与曲辞俱有，属于“并录式”。此四者的存在表明，《琴操·雉朝飞朝》与《琴清英·雉朝飞朝》的材料来源，乃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才导致了如此明显之区别。而此，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蔡邕编撰《琴操》时，有可能发现了扬雄《琴清英》于《雉朝飞操》的内容有误，因而才采用了“齐独沐子所作”说及其故事本文，而《琴操》所载《思归引》的故事与《琴清英》之《雉朝飞操》相同者，又可为之佐证。如此，则后出的《琴操》较之同的《琴清英》而言，乃是明显地要更胜一筹的。

最后看第五条。第五条即“祝牧与妻偕隱”一条，《琴清英》虽然全文引录了此条的文字，但于此“琴歌曰”并无题目。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二、沈德潜《古诗源》卷一，在引录此“琴歌”时，乃皆作《偕隐歌》。而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所考，又知此“琴歌”最初出自《庄子》（逸文），凡六句，且字句略异，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七十九、杜文澜《古谣谚》卷七十一，皆据而引录之，诗题则迳作《祝牧歌》。此则表明，《琴清英》佚文的这条“琴歌曰”，乃是扬雄据流传于当时的《庄子》一书以为。

三、《琴清英》的乐府学价值

如果将“晉王（侯？）谓孫息”一条包含于内，《琴清英》五条佚文之所述写，虽然是以“琴”为其重点，实则是扬雄对此前“琴类乐府”的一种批评。扬雄之前的这种“琴类乐府”，其实就是拙著《商周逸诗辑考》所言之“前乐府” [7] ，也即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扬雄之前有“琴类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对此已作出了极明确之回答，因为其之于四卷（卷五十七至卷六十）《琴曲歌辞》中，就收有近三十首扬雄之前的乐府诗。这些“前乐府”依序为：殷箕子《箕子操》、周文王《拘幽操》、周文王《文王操》、周武王《克商操》、宋微子《伤殷操》、周公旦《越裳操》、周成王《神龙操》、伯夷《采薇操》 、尹伯奇《履霜操》、介子推《士失志操》（四首）、齐犢子《雉朝飞操》（以上卷五十七）；孔子《猗兰操》、孔子《将归操》、鲁处女《处女吟》、商陵牧子《别鹤操》、燕荆柯《渡易水》（二首）、楚项籍《力拔山操》、刘邦《大风起》、四皓《采芝操》（以上卷五十八）；百里奚妻《琴歌》（五首，以上卷六十）。其中，除卷五十九外，余三卷共收录了二十题二十九首“前乐府”。这些“前乐府”的存在，雄辨地证实了在扬雄之前的商、周时期，不仅诞生了乐府诗，而且这些乐府诗还在社会上流传。

正因为扬雄之前已有了乐府诗，故而扬雄才着眼于批评的角度，在《琴清英》中对一些“琴类乐府”进行了批评。《琴清英》中的这些乐府诗批评，着眼于批评的类型言，其主要是属于“题解类批评”[8]，即主要是藉其“本事”所进行的批评。在上引《琴清英》的五条佚文中，除第一条为对“琴事”的述写外，其余四条全属“题解类批评”。一般而言，乐府诗“题解类批评”的着眼点，主要为“四本”，即对乐府诗“本题”、“本事”、“本义”、“本文”的稽考与勾勒，而“本事”则又为其重点所在。如佚文第二条所写，虽为“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其实所介绍的是《子安操》的“本事”（蔡邕《琴操》之“尹吉甫之子伯奇”云云，则为《履霜操》的“本事”）。第三条佚文的内容，尽管与蔡邕《琴操》之“齐独沐子所作”有别，但其之所笺所释，实则为“《雉朝飞操》”的“本事”。第四条佚文亦属如此，即是对“援琴而鼓”之所“鼓”这一乐府诗“本事”的交待。虽然，此条佚文自始至终并未出现该乐府诗的题目，但从“援琴而鼓”四字则略可窥知，只是扬雄在此省略了所“鼓”之辞（“本文”）而已。第五条之述写，与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所不同，即其既对《偕隐歌》（此为《古诗归》所拟之题，详上）之“本事”作了简要交待，又于《偕隐歌》的“本文”进行了引录，因之，这一“题解类批评”，乃属于融“本事”与“本文”于一体者，也就不言而喻。这一实况所表明的是，扬雄之于《琴清英》中对“前乐府”的“题解类批评”，其形式乃是相当丰富的。

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商周时期的一些乐官（或者与“乐”关系密切者），虽然曾对本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程度不同之批评，但其批评方式或者说批评类型，主要为“整理类批评”与“选择类批评”[9]。以前者言，如《国语·鲁语下》之所载，即为其例。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10]正考父为宋国大夫，是孔子的七世祖，其既曾“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自然也就是一位“前乐府”的批评者了，但从类型的角度审视，其之“校商之名颂十二篇”者，则为典型的“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之于先秦，著名的“孔子删诗”说，便是这方面的一条显例，其乐府学价值之不容忽视，也就甚为清楚。要而言之，《琴清英》的乐府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前乐府”的高度重视。据《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所载，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其时距汉武帝“乃立乐府”已有约百年左右，即“乃立乐府”后的各种各类乐府诗，斯时其数量、品类既多，在社会上流传亦甚久（具体参见沈约《宋书·乐志》），但扬雄于《琴清英》中却以先秦“琴类乐府”进行批评的举措，充分反映了其对于“前乐府”的高度重视。扬雄的乐府认识观，即因此而得以突显。从乐府诗批评的角度审视，扬雄此举，不仅使《琴清英》成为了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书，而且也使得其本人成为了汉代重视“前乐府”的第一人，其乐府学意义之大，自是不可低估的。

其二是开乐府诗“题解类批评”之先河。如上所述，汉以前的乐府诗批评，即夏、商、周时期的乐府诗批评，虽然具有一定的成就与特点，但其批评的类型，主要是表现在“整理类批评”与“选择类批评”两个方面。而《琴清英》之于《雉朝飞操》等“前乐府”的批评，则全以“题解类批评”（佚文第一条除外）而为，且既有“单一式”的“本事”批评，又有融“本事”与“本文”于一体的“二元式”批评，这是颇值注意的。“题解类批评”，因重在对乐府诗的“本题”、“本事”、“本义”、“本辞”予以笺解或勾勒，而成为正确理解与把握乐府诗“原旨”最关键的一种手段，所以，大凡研究乐府诗者，都在“题解”上下功夫，且以“四本”为其主要的笺解对象。在乐府诗批评史上，着眼于“题解”的角度进行乐府诗批评者，扬雄则为这种批评的首创者。这是一种新型的批评样式，其之问世，既丰富了乐府诗批评的类型，又拓展了其批评的组织结构体系，因而对乐府诗的批评从初始阶段走向成熟，乃是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的。

其三是对后世乐府诗批评的影响。乐府诗批评自扬雄《琴清英》始，即发展迅速，蔚为壮观，仅以汉代言，即有司马迁、班固、蔡邕等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司马迁《史记》所涉及的乐府诗批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为着眼于“整理类批评”，引录与保存了不少乐府诗；二为对“前乐府”的重视，这从《吴太伯世家第一》、《乐书第二》、《孔子世家第十七》等所涉皆为“前乐府”者，即可准确获知；三即从功能的角度论述了“前乐府”的价值所在，对此，《乐书第二》显得尤为突出。班固《汉书》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为《礼乐志第二》、《艺文志第十》与《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这二“志”一“表”，除首次对乐府诗进行了定义外，还重点记载了先秦乐府机构的设置，全文引录了《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等“前乐府”， 开创了乐府诗“整理类批评”的新格局。凡此，均与《琴清英》甚为关联[11]。蔡邕《琴操》与《琴清英》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对此，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二章第二节在论及蔡邕的“前乐府”认识观时，已曾涉及，此兹罢论。至于《琴清英》对汉以后乐府诗批评的影响，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全文引录《雉朝飞操》题解的实况，藉之即可窥其一斑。

总体而言，《琴清英》作为乐府诗批评史上第一部批评类专书，自清代中期以来，虽然仅存佚文五条，但其中所蕴含的扬雄对“前乐府”的认识观，以及首创“题解类批评”与所获成就等，都是值得首肯与称道的。《琴清英》的这种乐府诗批评，历史地承担了由先秦向汉魏过渡的文学使命，因而更具有乐府学价值与意义。

注释：

[1]从现有材料言，《琴清英》之于唐宋两朝，先后引录者，有《文选》李善注，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乐四》，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大平广记》等，则其之佚亡，似在北宋江中期前后。虽然，南宋罗萍注《路史后纪》卷三亦引，但颇疑为转引。要之，《琴清英》之佚亡，当在南宋初、中期之际。

[2]冯唯讷《古诗纪》前集卷四引《琴苑要录》，转引自拙著《商周逸诗辑考》下编《东周逸诗》，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43页。

[3] 在上述十种载籍中，《绎史》的作者马骕（公元1621—1673年），虽为明末清初人，但《绎史》（160卷）实属博引它书而成者，故其虽引扬雄《琴清英》，并不能表明《琴清英》于明末清初之际，尚流传于世。

[4]以上所引《琴清英》佚文五条，均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五十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21—422页。

[5]郑文《扬雄集笺注》附录，巴蜀书社2000版，第342页。

[6]蔡邕《琴操》卷上，《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092册，第149页。

[7]关于对“前乐府”的提出与界定，可具体参见拙著《商周逸诗辑考》之《自序》（第1—4页）、《凡例》（第1—2页），以及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一章（第1—39页），前者由黄山书社2012年出版，后者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8]关于“题解类批评”的定义与批评范围等，可具体参见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一章第三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9页。

[9]关于商周时期的乐府诗批评，具体参见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一章各节，该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10]左丘明《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

[11]具体参见拙著《中国乐府史批评史》第二章第一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50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成果之一，批准文号：11BZW072。

（本文原载《蜀学》总第十四辑，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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