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什么会议（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后）

　　编者按：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让我们回到历史，探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的足迹。

▲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遵义会议之前

　　1934年底，中央红军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

　　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

　　12月上旬，毛泽东在过湘江后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讲，我们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民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进入苗族区以后，又给警卫人员讲党的民族政策。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以阻止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很快布好一个口袋阵，企图让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就在这期间，中央红军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同时，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秦邦宪、李德不予采纳，而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

　　进入1935年，情况慢慢在发生变化。

　　1935年１月１日，毛泽东出席在贵州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决定还提出，必须尽量使部队得到休息并进行整顿和补充，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缩编部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两天后的1月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架起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六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

　　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

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1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等参加在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的遵义全县民众大会。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图为遵义会议会议室

　　1月15日—17日，毛泽东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毛泽东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遵义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变换中共中央领导

　　1月19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到达泗渡。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

▲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1月20日，毛泽东由泗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中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1月21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九坝。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编者注：指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1月中下旬，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

　　1月26日，毛泽东等人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

　　1月28日，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图为四渡赤水之战战役图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菌、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同日，毛泽东从土城渡河之前，同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要求部队运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2月2日，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改为第一、第二路军。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龙云任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追剿”中央红军。

　　2月3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叙永县石厢子。中央红军连日在三岔河、永宁（即叙永）遭到川军截击。当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

　　2月5日，毛泽东离开石厢子，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

▲“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尚未确定，图为类似场景

　　在这里，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张闻天提出的有关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周恩来后来在1972年6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经这样回忆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根据当前敌情，中革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可能，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6日，毛泽东到达云南威信县石坎子。中革军委电令红一、红三军团向威信县扎西靠近，迅速集中，以便于机动。

　　2月7日，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电报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从此，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