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权是什么（通辽收藏界最有权的人）

李赓文在研究古代铜权上的文字

自北宋始铸至民国延续使用的麒麟形铜砝码

民国时期老盐号的秤杆和秤砣

各朝代兽形铁权

各朝代石权

金国贞元元年铁权

明清时期单鼠石权

元代真定路（今河北正定县）铜权

通辽收藏界最有“钱”的人最有“权”

要说通辽收藏界谁最有“钱”，大家肯定一致推举“辽钱王”李赓文。他的辽代钱币收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说他最有“钱”，大家肯定没二话。怎么说最有“权”的人也是这个“辽钱王”呢？记者之所以敢这么断言，倒不是因为他是“通辽市首届十大收藏家”，也不是因为他目前还担任通辽市收藏家协会会长一职，而是他目前收藏有1000多种“权”，通辽收藏界无可与之媲美。

“公不离婆，秤不离砣。”记者对我国古代的度量衡多少有些了解，但说到“权”，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辽钱王”李赓文详说。他给记者介绍说，作为一套称重量的器物，在我国古代，秤杆被称为“衡”，秤砣则被叫做“权”。“权”俗称秤砣、秤锤、秤权，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的铜、铁、陶、瓷、石的秤砣和后世的砝码。《论语·尧曰》中记载：权，称也。《汉书·律历志上》中则详细说明：“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字本义，名词：决策、支配的资格，影响势力。后扩大引申为动词：平均，平衡，比较。又缩小引申为动词：称量，准确称重。我们现在的权力、权威等词语其实都是“权”的含义的引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汉语词汇中也就逐渐演变出“权衡”一词。

世界上最原始的秤，其实物证据（石砝码）发现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文明遗址，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中国，秤的出现也很早。我国最早的“权”是秦权和楚权。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环权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的铜衡杆，这种衡器既不同于天平也不同于后来的称杆，但与不等臂天平类似。经过逐步演化的过程，衡杆的重臂缩短，力臂加长，也就成为了现代仍在使用的杆秤。

相传，杆秤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范蠡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买卖东西，都是用眼估堆，很难做到交易公平，便产生了创造一种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的想法。一天，范蠡在经商回家的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中汲水，方法极巧妙：在井边竖一高高的木桩，再将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急忙回家模仿起来：他用一根细而直的木棍，钻上一个小孔，并在小孔上系上麻绳，用手来掂；细木的一头拴上吊盘，用以装盛货物，一头系一鹅卵石作为砣；鹅卵石搬动得离绳越远，能吊起的货物就越多。于是他想：一头挂多少货物，另一头鹅卵石要移动多远才能保持平衡，必须在细木上刻出标记才行。但用什么东西做标记好呢？范蠡苦苦思索了几个月，仍不得要领。一天夜里，范蠡外出小解，一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宿，便突发奇想，决定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孙俪、陈晓、何润东、任重、胡杏儿联袂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有相关剧情），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

时间一长，范蠡又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克扣百姓。他想，怎样把秤改进一下，杜绝奸商们的恶行呢？终于，他想出了改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形，并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目的是为了告诫同行：作为商人，必须光明正大，不能去赚黑心钱。并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和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而短命了！”

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并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直至今天。计量单位也因朝代更替而演变，比如古代时十六两为一斤，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改为十两一斤。秤杆有骨杆、木杆、金属杆；李赓文收藏的称，大到长两米三、胳膊粗细的杆秤，小到一拃长、秤杆细如火柴棍的戥称，骨杆、牙杆、乌木杆、金属杆一应俱全。戥（音“等”）是用小铜点做刻度标记的微型秤，俗称“戥称”，用来称贵重物品，如金银药品，最大单位是两。迄今为止，他共收藏石、铁、铜各种材质的古“权”一千多件，放眼整个通辽真的是无人可比，你说在咱们通辽收藏界是不是他最有“权”？

成为最有“权”的人花了十年时间

提到李赓文对于收藏“权”的缘起，他告诉记者：“完全源于2009年他帮藏友刘永新筹建地税系统的博物馆时受到的触动。”他对于“权”的收藏与三个字有关：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简单点说就是：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的标准不一，如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一斤等于古二斤；北周则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斤仅多二两；南齐则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长度方面，北朝一尺比古尺增二至三寸，南朝则增不到一寸。全国度量衡的不一致，给工商业发展带来很大不便。

李赓文在帮藏友筹建地税系统的博物馆时了解到，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国统一施行。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其中一项即秦灭六国以后，为统一全国衡制，由官府颁发 “秦权”作为官定的标准器，并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通行全国，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秦王朝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意义重大。从此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割据势力的影响，为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面对如此浩瀚的度量衡器具，从哪儿下手开始收藏成了一个让李赓文头疼的问题。据他了解，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极为混乱。不同朝代之间有差异，同一朝代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与国际接轨，并统一中国度量衡制度，解决不同地区之间度量衡差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促进经济发展，就进行过度量衡改革。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习惯需要，将“库平营造制”改革为“市制”。为与国际接轨，将“市制”与国际标准制方便换算，特将“一营造尺”改为“一市尺”，等于33.33厘米；一公里等于二市里。“一库平斤”改为“一市斤”，等于500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米等于3市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改革度量衡制度并不是很彻底，在很多地方，由于政令不一，各种度量衡的计算单位仍在混用。这种情况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59年国务院下达《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才得到彻底的改观。

2009年，机缘巧合，在北京报国寺参见春季钱币交流会时，在一门市发现了三枚酷似鱼坠儿的铜权。当时人家要价15000元，一口价，就是不吐口。当时对古权并没有深入研究的他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愣是软磨硬泡让人家降价转让给了自己。后经鉴定，这三枚铜权，分别是明代洪武年和建文年的铜权。

还有一次，在收藏辽钱的过程中，他偶然又发现两个古权，一个是辽代大安元年铜权，还有一个明代正统元年五十两铜砝码，并且铸有“布政司造 正统元年奉旨颁发”字样。他视若珍宝，一股脑儿全部收入囊中……开局顺畅，古权宝贝们的“闯入”，促成他后来专心收藏古权，从而建成了一个“权”与“泉”（泉，即钱，古时泉钱相通，钱如流水，世市通达）的博物馆。从2009年至今，他历时十年，耗资120余万元，为科尔沁权泉博物馆收藏了1000多件古“权”，成为通辽收藏界名副其实最有“权”的人！

记者 李东